过年的滋味

王军先

一进入腊月，年味就一天天地浓了。灰蒙的天空，太阳若有若无，我看见那么多的人行色匆匆，走在回家的路上。那脸上落满尘埃，那心中藏满了喜悦。

从这时候开始，我就掰着指头，一天天地数，数那渐渐逼近的脚步，听那一天天热闹起来的喧嚣。先是有一户两户的人家将自家养了一年的猪杀了，留足了全家过年的猪肉以后，剩下的都被乡亲们买了去，准备过年的时候美美地吃上一顿。那时候，乡亲们一年到头吃的是瓜果、蔬菜，很少有吃上肉的时候，只有在过年的时候，才会毫不犹豫地买上两三斤肉，让全家人在年三十的中午饱餐一顿。无论手头多么拮据，也很少有在春节的时候不买上一点肉回家过年的。记忆中，我最盼的就是过年了。而一年又是那样地漫长，就像走在一条长长的路上，无法看到那尽头。我兄妹四人，年迈的父母在队里挣的那点公分，年年透支，所以，我们家的生活一直是紧巴巴的。即便这样，过年的时候，父亲也会变魔术一样，为我们兄妹四人每人做上一件新衣裳，不管布料怎样，只要是新衣服，我们都会高兴整整一年的时间。我是老大，父亲有时会为我搞一些特殊，除了每人都有的上衣以外，有时我还会得到一件新的裤子或者鞋子，而弟弟和妹妹也并没有为此而眼红。穿着新衣服，走在过年的氛围里，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兴奋。

我觉得真正的过年是从除夕开始的。吃完精心准备的年三十的午饭以后，天很快就黑了。这时候，父亲坐在锅前烧锅，母亲就站在锅台边，用锅铲一下一下地炒着锅里的花生。炒花生，火候很重要，火大了，花生很容易炒糊，火小了，花生又炒不熟。所以，过年炒花生的时候，都是由父亲烧锅，母亲用锅铲不停地翻炒花生。我看见父亲一手拉着风箱，一手朝锅灶里续着草，那年就慢慢地近了。在风箱呱哒呱哒的节奏里，我的童年一片迷茫。花生炒好以后，就放在簸箕里，然后放上小果子，好大年初一的早上给拜年的人吃。一会儿，父亲开始给我们发压岁钱，先是几毛，后来发到了几块，母亲照例也会得到一份。这时，父亲就会说，一定要好好读书，将来做个有用的人。我们懵懵懂懂，不住地打着哈欠。上床睡觉之前，母亲一遍遍地嘱咐我们，三十年晚和大年初一的早上，千万不要乱说话，更不要说不吉利的话。我们就一遍遍地点头，说记住了。我们睡下不久，父亲就把小果子和年糕每人包上一份，放在我们的床头，说明早一睁开眼睛，第一件事就要吃这些小果子和年糕，这样吉利。然后，父亲就到门外放上几支高升，我看见父亲嘴里叼着的烟在黑夜里一闪一闪。父亲回到屋里的时候，就从准备明天早上放的鞭炮上取下一小节放在桌子上，好让我第二天早上放。大年初一，天还蒙蒙亮，我就被一阵紧似一阵的鞭炮声惊醒。我赶紧爬起来，吃了一点糕和小果子，然后就学者父亲的样子，嘴里叼着一枝烟，把父亲留给我的一节鞭炮一个一个地放完。噼噼啪啪的鞭炮声，在大年初一的早上不停地响着，我看见鞭炮的纸屑在灰蒙蒙的天空纷纷扬扬，持续了很长时间才落到地上。那浓浓的火药味虽然有些刺鼻，却又是那样地芬芳，在空气里飘了很久才四散而去。

放完鞭炮，我就给本族的长辈以及和我们家来往密切的邻居拜年。每到一家，我都会说，三爹或者四爷，我给你磕头来了。磕头，也就是拜年。然后跪倒磕头，而他们总会赶紧让我起来，一边说着新年发财，一边从兜里掏出早就准备好的压岁钱。我那时候也就八九岁的模样，觉得磕头很好玩，一点也不感到难为情，况且，一年到头，那些大人们也希望有人给他们磕头拜年，图个吉利。而驱使我去给他们磕头拜年的最大动力，也就是他们给我的压岁钱。记得那年，我兜里装着满满的压岁钱回到家里，把那一毛一毛的纸币叠起来，然后再一张张地数，手指蘸着唾沫，那种感觉无法言喻。那个早上，我得到的压岁钱将近四块，对我来说那可是一笔巨款。我可以用它来买作业本和小人书，还可以为妹妹买她爱吃的米花糖。

这时候，父亲正在用芝麻秸引火，一会儿就把火烧得旺旺的，父亲说，这叫“元宝火”，我就把冻得通红的手放在火上烤，渐渐地我的有些麻木的手脚开始暖和起来。然后，母亲就会叫弟弟和妹妹都起来，全家坐在一起吃“元宝”，所谓元宝也就是饺子。母亲说，把饺子叫做元宝是为了吉利。父亲一边吃着“元宝”，还会喝上两盅“元宝酒”呢。有时，我会从饺子里吃出一枚一分或者二分的硬币，母亲便会笑着说，小二子要发财了。哥哥十三岁夭折，我这小二子的乳名一直被母亲叫了许多年。

当我们一家一边吃着“元宝”的时候，年已经离我们远去了。于是，我便又会在漫长的等待里迎来又一个新年。如今，在渐渐淡远的年味里，我静静地看着窗外的雪花飘落，纷纷扬扬，就像岁月深处那无法说出的怀念。我看见父亲和母亲相互搀扶着，在另一个世界里不停地寻找着什么，那满头的白发，就像这雪花一样，洁白，柔软。而那一阵阵吹来的北风，送来了那呱哒呱哒的风箱的声音，还有父亲那因为烟抽得太多剧烈的咳嗽声。此时，年的滋味便又会慢慢地攫住我的心。

2008年1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