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若问学生正在干什么，他们回答，明天要考试啊，不看书就考不好！又问为什么要考好啊？他们回答，考好能上好的初中。又问为什么要上好的初中？他们说那样才能考试好，能上好的高中！又问为什么要上好得高中？他们一定回答能上好的大学。最后，这些学生都会做出这样的回答：上了好的大学，爸爸妈妈有面子，就能够得到很多奖励，以后再也不用天天辛苦地学习了，可以松口气去玩了！
倘若问学生在课余时间干什么？他们一般回答是写作业、上补习班。又问他们业余的爱好和擅长？他们会说学过画画、弹钢琴、跳舞等等。紧接着，不用再问，他们会回答，画画、跳舞获得过某某奖项，弹琴过了几级几级的。如果是大一点的学生，他们甚至会说，因为这些奖项和证书，他们的中考和高考加了多少多少分。
倘若现在去问沈阳的教师正在干什么，他们会回答：“我们正在和学生一起‘同卷考试’！”
1月21日，沈阳市数万名义务教育阶段教师参加“期末考试”。据说，在此之前，沈阳市8000多名高中专任教师和学生一起参加了沈阳市教研室统一组织的教学质量监测。沈阳市教育局决定，教学质量监测的对象不再只是学生，要扩大到教师层面，并将考试成绩作为对教师评价考核的重要指标之一。据统计，全市义务教育阶段和高中课改年级（包括高一、高二年级）的教师共计49324人将参与此次“期末考试”。其中，高一、高二年级教师测试于14日至16日与学生同步进行。义务教育阶段教师于21日参加单独命题的学科基础知识测试及课改基本理论测试。测试成绩按百分制计算，高中教师成绩低于80分、义务教育阶段教师低于85分者不能获各层次奖励。
这就是中国的孩子，中国的学生，中国的教师。很多人谈论过，抨击过——中国的孩子都是在应试教育的阴影下长大的、中国的应试教育必须改革、中国的的教师要改变教育思维，并对中国未来充满了焦虑。
面对沈阳得这般“师生同考”的宏伟局面，我不知道，该做如何的评价，或者说该如何声讨？
沈阳市教育研究室有关负责人说，“师生同考”并不是评价教师素质的唯一依据，其他竞赛内容还包括教学设计、专项基本功等，所谓“不能获各层次奖励”，仅指不能获本次竞赛的各种奖励。这位负责人还说，“‘师生同考’只是对教师进行的摸底性质的考试，不会按考试成绩排名，也不会大范围公开这些成绩。”面对这般的考试，也还是有一些师生说着动听的话，“考试让我更能站在学生的角度想问题，对将来工作有促进。”沈阳市一中学的老师说。“师生一起考试挺好，答卷中老师能知道哪些是学生的失分点，今后可以更好地教我们。”沈阳市一中学的学生这样评价。
这般的说法逃脱不了粉饰的嫌疑，我以为，也如描字一般——越描越黑。有什么可辩解的呢，师生同考，再怎么有创意，依旧逃避不了应试教育的樊篱，且将应试教育的紧箍咒越念越紧，将本就不看好的应试教育弄得更为复杂。
应试教育的弊病，揭露之，批判之，大骂之，这样的声音一直就不绝于耳。说它禁锢孩子的思维，扼杀孩子的创造力，击碎孩子心中一个个梦想，这个没有错。说它是天下一件多么令人悲哀的事情——只让考试衡量一切、评判一切，甚至决定命运，这个也没有错。错就错在，当大家都感觉到它错了的时候，它却依然盛行，依然统治着中国的教育局面，不仅仅是基础教育，还包括高等教育。
沈阳5万教师被要求与学生同卷考试，我相信，很多有识之士会对这种近乎荒唐的闹剧式做法做出种种批判，然而又能如何？大家在批判的同时，同样不得不认可这种做法。前几天，我为一个全国高等教育考试的大班辅导最后的冲刺复习，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环节是做历年的真题。因为赶时间，我要求学生在一周内做完5套试卷。一个学生很认真地做了一套卷子，他在答题纸上写道：“尊敬的老师，我也觉得您的这种安排很有必要，是为了我们好，为了我么能够顺利通过考试，但我只做一套卷子。我从小学开始，几乎每一周都要考试，要做卷子，考考考！已经把我考得对学习和考试没有一点兴趣和信心了。我是有个性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难道仅仅靠那些分数就能说明我的存在？……”我很赞同这位同学的说法，我却不能采纳他的意见，我依然要求所有的学生不择不扣地完成了我规定的复习备考任务。
我也相信，口头上，许多人会声讨沈阳“师生同考”的做法，内心里却认同这种无奈而又管用的做法，表面不叫好，内心却举手赞同。
许纪霖先生专门思考过这种局势的成因——不合理的应试教育为什么被合理化了？他说：“一个同质化的等级社会，需要一个大家认可的、具有形式合理性的筛选制度加以建制化，以保证在这个社会里面底层精英们有机会往上流动，通过制度的安排让精英们看到希望，不至于沦落为社会的边缘人，流落江湖铤而走险。这一建制化的设置，在传统中国是科举制度，在今天就是以中考、高考、研究生考试乃至各类升级等考试所组成的一个庞大的应试教育网络。当年多少人感叹科举制毁灭人才，但依然维持了一千二百年。如今人人明白应试制度有弊病，但在目前腐败现象时有发生的社会里，却是众多选拔制度中唯一具有形式合理性、比较公平的竞争方式。”
是的，许纪霖先生的话鞭辟入里。然而，面对这样的问题，我们该怎么办呢？
还真的不好办，这是真的！
【附录】
不合理的应试教育为什么被合理化了
许纪霖
我的《考研为何重蹈高考覆辙》一文在《南方都市报》发表以后，在网络上引起了热烈争论。有些读者批评我对地方院校出身的学生有“虚妄的优越感与偏见”，虽然有抽离我原文问题语境的诸多误解，不过，假如其中的个别词句客观上无意伤害了他们敏感的自尊的话，我依然愿意表达我真诚的歉意。
那些考研基地出身的研究生们，从他们的素质而言，都是聪明的人才，但四年的本科应试教育，将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活活糟蹋成了考研机器，我们要追问的是：这究竟是谁之罪？
大家都公认，这一切完全是由不合理的应试制度造成的。但问题在于：无论是家长、学生、老师，还是学校、教育管理部门，大家都批评和痛恨应试教育，为什么这几年应试教育不仅没有弱化，反而被变本加厉地再生产出来？其背后的生产机制究竟是什么？它在我们当今这个社会结构中体现了什么样的功能？令人困惑的是：一种人人都认为不合理的制度，为什么它还能够存在下去，并且在继续蔓延？
我在上一篇评论中提到的阎云翔教授，最近在一个访谈中，分析了中国的全民学英语运动。他发现，英语在中国起到了一个不可替代的“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功能：通过英语考试可以向“上”流动。英语是应试教育的核心，阎教授的上述看法，完全适用于应试教育在当代中国的功能分析。一个同质化的等级社会，需要一个大家认可的、具有形式合理性的筛选制度加以建制化，以保证在这个社会里面底层精英们有机会往上流动，通过制度的安排让精英们看到希望，不至于沦落为社会的边缘人，流落江湖铤而走险。这一建制化的设置，在传统中国是科举制度，在今天就是以中考、高考、研究生考试乃至各类升级等考试所组成的一个庞大的应试教育网络。当年多少人感叹科举制毁灭人才，但依然维持了一千二百年。如今人人明白应试制度有弊病，但在目前腐败现象时有发生的社会里，却是众多选拔制度中唯一具有形式合理性、比较公平的竞争方式。
不过，这一形式公平的应试教育，在实质上是极其不合理的，如果说，科举制度使得中国的大多数精英封闭在圣贤的思想中，缺乏创新能力，最终使得中国落后于欧洲的话，那么，如今这一新的应试制度，同样在摧残人才、摧残中国人的智慧，并将进一步拉大中国与世界在知识创新能力上的差距。这是在一个等级社会中，为了形式上的公平所付出的实质性代价，为了等级社会的制度性稳定而不惜摧残个人的自我创新。
以城市和沿海为中心、农村和内地为依附的等级性社会，在学历认同上是通过以应试教育为核心的等级性文凭体制所安排的，在这样的体制中，地方高校缺乏自身的价值，缺乏自主性，成为了依附于重点高校的升学预备学校。而在美国，许多州一级的大学、学院，乃至社区学院，具有与哈佛、斯坦福完全不同的教育理念和人生追求，学生们不必非通过升入常青藤名校，才能体现自己的价值。但在中国，不仅国家重点与地方高校存在着这样的同质化的等级性网络，而且也将这一等级性关系放大到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之中，不少考入国内顶尖名校的学生，大学四年将目标定位在出国，专攻托福、GRE这类洋应试工具，而对专业知识不甚了了，我在国外，不止一次听到教授们对某些中国留学生的抱怨。
在当代中国，无论是在教育建制，还是人们的社会心理中，已经形成了一个以应试教育为核心的等级性教育网络，地方院校－211高校－重点大学－985高校－欧美大学，这一金字塔型的结构形成了诱惑学生们往上爬的阶梯。越往上走，越能拥有更多的文化资本，过人上人的生活，并拥有为人的尊严。于是，千军万马考研、考托福，应试教育遍地开花，“新东方”与“考研基地”比翼齐飞。地方院校与重点高校之间，重点高校与欧美大学之间，不同学科和专业之间，形成了可换算为未来实质性收益的等级性关系。这样的等级性关系，不仅通过国家对高校投资的不平等关系体现出来，而且也通过社会各界包括媒体和商界的高校排名，一般学生的高考、考研、考托福等日常应试实践中得以建制化和日常生活化。
让我真正忧虑的，是高等教育沙漠化的来临。假如不改变应试教育，中国的教育从小学一直到博士，迟早会被应试的沙漠完全吞噬，然而，倒过来说，只要等级社会一天不改变，在社会公平的压力之下，应试又有其形式合理的存在理由，并成为支配和继续再生产社会等级关系的强大杠杆。
我们怎么办？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