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高句丽”历史问题研究

                                         刘惠恕

近年来，韩国文化界有少数人不断拿“高句丽”问题大做文章，而成为影响中韩关系改善的一个重要历史问题。事情起端于2002年中国启动“东北边疆历史与现状系列研究工程”（简称“东北工程”）。该历史研究项目计划期为五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东北三省联合进行。具体课题包括三大系列：研究类、翻译类和档案资料类。主要研究古代中国疆域理论、东北地方史和民族史、古朝鲜、高句丽和渤海史；中朝关系史等。[1]

韩国有的学者指责该工程“几乎要颠覆整个朝鲜民族历史及民族的正统性，从根本上损坏了中韩关系”，他们表示：“我们不应仅仅停留在向中国政府提出抗议和要求改正的阶段，而应冷静地去了解促使中国实施东北工程的原因，并寻求解决方案，以便为中国消除这些顾虑”，使“中国政府停止东北工程”，而“要想长期并从根本上解决东北工程问题，就要让中国承认韩国的历史体系，不损害历史及民族的正统性。而从韩国的角度来说，应为中国消除其直接面临的现实性顾虑和担忧，即从和谐共存的原理寻找答案。” [2]

2003年6月24日《光明日报》发表署名“边众”的文章：《试论高句丽历史研究的几个问题》，文章指出：“高句丽政权的性质应是受中原王朝制约和地方政权管辖的古代边疆民族政权。”这一观点又遭受到一些韩国学者的抨击：“如果古朝鲜、扶余、高句丽和渤海等历史作为中国少数民族的历史编成‘中华民族’历史的一部分，那么有可能引出韩国史只是没有被中国吸收的支流，是没能参与‘中华文明’的野蛮落后的集体历史而已等各种观点。”甚至被指为“历史帝国主义”。[3]更有韩国学要求修改韩国方面的教科书：“按照史实，承认古朝鲜(檀君朝鲜、箕子朝鲜)二千一百四十年的历史，记述其疆土时，应写成是北起黑龙江，东至沿海州，西达河北。”[4]甚至中国东北高句丽故城导游的接待工作也受到了韩国文化界的指责，讲中国导游一定要把高句丽讲成是历史上受中原王朝赐封的地方政权。

环绕高句丽问题，韩国文化界不仅挑起与中国的争端，甚至还试图把它变成一个世界性的争议议题。如2007年5月间，韩国一民间组织“韩国网络外交团”因美国一本教科书把新罗王朝（前37──668年）作为朝鲜分史上第一个国家，只字未提“高句丽”王朝的存在，而向美国提出抗议，指出：“这与中国从朝鲜历史中删除高句丽的企图是一致的，它证实了中国旨在实现这一目标的全球战略。”[5]

由韩国文化界掀起的“高句丽”历史问题争端，一度在韩国引发政治意识形态的反弹，上至总统下到平民同声遣责中国歪曲历史，称“高句丽”是韩国的历史。韩国民众更身穿民族服装在汉城（首尔）的中国大使馆日夜示威，韩各行各界团体也举行的各种形式的抗议。韩副外长李秀赫宣布：“政府要以强硬态度对应中国歪曲高句丽历史，要不惜一切代价打美国牌，台湾牌”，要把“捍卫高句丽历史是当前政府施政的第一议题”。[6]最后由于中国同意暂停有关研究、并由中韩专家一起研究东北亚的历史，风波才稍平息。但是由韩国文化界掀起的“高句丽”历史风波，绝不会因此而终止。至2007年4月温家宝*在访问韩国前夕，又有韩国记者提问：韩中有关高句丽历史问题的纠纷不断。中国把高句丽史等纳入中国历史。我认为这会成为韩中两国友好的绊脚石。尤其是最近因为长白山问题南韩人和中国人之间产生了微妙的紧张关系。请*谈一谈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当时温家宝*理直气壮地回答：“中韩有着数千年的友好交往史，这是两国关系发展的有利条件。中韩之间不存在领土问题，这是两国关系发展的重要政治基础。对于民族、疆域变迁史的研究，应该本着学术与政治分开，现实与历史分开的原则，正确对待，妥善处理，不要影响两国关系。”[7]但是，韩国学者并不善罢甘休，又与蒙古国学者建立“联合战线”，于2008年8月26日在首尔召开“第一届韩─蒙古国际学术大会”，会上，韩国学者谴责“中国试图将北魏、辽、金乃至元时期的北方游牧民族历史也纳入中国历史。”蒙古学者则“谴责了中国将蒙古历史编入其历史的行为。”[8]韩国学者的目的很清楚，即试图通过将“高句丽”历史问题争议国际化的手段，阻止中国“东北工程”的开展。

相对于韩国学者对“东北工程”的激愤反映而言，朝鲜舆论界的反映相对平静，但近年出版了《高句丽的历史》一书算做回应。此外，据外电报道：“规模宏大的朝鲜国立中央历史博物馆是不对中国游客开放的，因为朝鲜担心馆内展出的有关高句丽历史上统治现在的中国东北大部分地区的内容会惹得中国人不高兴。”[9]

鉴于由韩国文化界掀起的“高句丽”历史问题争端，其实质是涉及到中国东北领土主权的归属问题，因此，以下仅简述高句丽的历史，以证明中国*温家宝所说的“中韩有着数千年的友好交往史，这是两国关系发展的有利条件，中韩之间不存在领土问题，这是两国关系发展的重要政治基础”的话，完全符合历史真实。

根据中国古代文献资料，“朝鲜，《禹贡》青州逾海之地，舜割营州，周封为箕子，本中国地也，与盛京仅界鸭绿一江。”[10]一说武王克殷，箕子率从人五千“走之朝鲜，今平壤也”，箕子“子松，始受周命为朝鲜侯，亦日韩侯。韩，方言大也。”[11]战国时期朝鲜地属燕，燕国的长城一直修到贝水（今北朝鲜清川江）。[12]秦统一后，隶燕境如旧。西汉初，因战乱未久，国蹙于秦。公元195年（汉高祖十二年，明年为汉惠帝元年），燕人卫满占秦朝鲜故地。[13]汉武帝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灭卫氏朝鲜，在今朝鲜境内设置乐浪（故治平壤市）、临屯（今朝鲜江源道及南江源道北）、玄菟（今吉林省南至朝鲜咸镜道）、真番（今朝鲜黄海北道及黄海南道、京畿道北）四郡，[14]南与今朝鲜南端的马韩、并韩、辰韩三小国为邻。中国与三韩的交界线大致以今天的韩国首府汉城（首尔）为中线，南北划开（以汉江、昭阳江为线），[15]这一交界线历460年未变（直至西晋东迁之前）。

高句（音gou）丽，也叫高句骊、句骊、高丽，原本中国古族名，属东夷人之后，中国东北秽貊（同貉）族的一支。战国时属燕，汉武帝时属玄菟郡。公元前37元（西汉元帝建昭二年），扶馀（亦作夫余、扶余）人朱蒙（亦称邹牟）乘西汉后期国力衰退，在汉玄菟郡高句丽县（今辽宁省新宾县境内）建高句丽国，后都纥升骨城（今辽宁桓仁东北五女山高句丽古城）。公元3年（汉平帝元始三年），迁都国内城（今吉林集安）。同时，筑尉那岩城（亦在今吉林省集安境内），辖地约有今鸭绿江及其支流浑江流域一带。山上王和故国原王时期，两度移都丸都城（今吉林集安山城子）。4世纪初（中国东晋安帝、北魏道武帝时期），南占原汉乐浪郡故地（今朝鲜北部，三国时属魏，入晋后属西晋）。此后，在朝鲜半岛与新罗、百济形成三国鼎立局面。广开土王（好太王）在位时，败倭、百济联军。其子长寿王在位时（413－491，约相当于中国南北朝时期），为加强王权，巩固势力范围，427年（刘宋文帝元嘉四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始光四年）迁都平壤。475年（刘宋后废帝元徽三年、北魏孝文帝延兴五年），南攻百济，夺取汉江流域，为高句丽极盛时期。6世纪后（中国隋唐之际），国势渐衰。隋炀帝打高丽的起端，是缘自国家统一的因素──复汉玄菟郡旧地（今朝鲜北部，三国时属魏，入晋后属西晋），唐初征高丽亦本同因。660年至663年间（唐高宗显庆五年至龙朔三年间），唐和与国新罗（处朝鲜半岛东南部，在辰韩、弁韩故地所建国家，属现韩国境内）败百济（处朝鲜半岛西南部，在马韩故地所建国家，属现韩国境内）、日本联军，灭百济，唐在百济原境设熊津都督府，治熊津城（今韩国公州）。668年，唐朝和新罗联军攻灭高句丽，唐在高句丽原境设安东都护府（治平壤），高句丽族众大部分迁居中原、靺鞨、突厥地区，后逐渐融入汉等民族，少部分则与朝鲜半岛原有民族融合。[16]

以上所述，为高句丽简史。唐在百济原境设熊津都督府（始于660年）后，撤兵回国，使原百济国贵族扶余隆任熊津都督，扶余隆受新罗兵压迫，退回长安，百济故地被新罗占领。676年（唐高宗仪凤元年，武则天当政时期），唐将安东都护府撤至辽东（今辽宁辽阳）。735年（唐玄宗开元二十三年），经唐允许，新罗又占有原高句丽贝水（今北朝鲜大同江）以南之地，初步统一朝鲜半岛。[17]唐末，新罗朝政腐败，朝鲜半岛重新分裂为高丽、后百济及新罗三国（史称“后三国”时期）。其过程为：892年（唐昭宗景福一年），爆发梁吉领导的江原道起义，新罗政权受重创，统一国家分裂。901年（唐昭宗天复元年），新罗王族出身的弓裔篡夺起义军领导权称王，国号摩寰，后改泰封。918年（后梁贞明四年），弓裔部将王建杀弓裔称王，定都开城（松岳），改国号高丽，建立高丽王朝（918—1392年）。935年（后唐末帝清泰二年），王氏高丽灭新罗，翌年，又灭后百济国，逐渐统一朝鲜半岛。1392年（明太祖朱元漳洪武二十五年），王氏高丽的大臣李成桂废王自立，向明王朝纳贡称臣，并在次年以“朝鲜、和宁等国号奏请”明朝，明太祖朱元章赐李成桂为“朝鲜王”，王氏高丽遂改国号朝鲜（此为朝鲜李朝之始）。明亡，朝鲜继续向清朝称臣纳贡，直至被日本亡国。事已见前述。

陈述高句丽历史，我们可以得出的基本结论是：在历史上，高句丽与高丽是两个不同的国家，因为二者缺少赖以联结的血脉与时空关系，尽管后者有时也自称为“高句丽”。二者之间的区别主要表现为：

首先，高句丽（前37─668）于公元前37年（西汉元帝建昭二年）由扶馀（亦作夫余、扶余，今吉林四平市或农安）人朱蒙（亦称邹牟）建立；而后高丽（918—1392年）则由乐浪郡望族王建于公元918年建立。后高丽的建立，距离前高高丽亡国（668年）相差共250年，前高丽的王族早已绝嗣。王建建立的高丽与朱蒙建立的高句丽，缺少王族血统的继承关系。

其次，从地域看，高句丽发端于汉玄菟郡高句丽县（今辽宁省新宾县境内），主要活动范围在中国吉林省与辽宁省，全盛时期，势力达到今朝鲜北部大同江流域（4世纪初南占原汉乐浪郡故地，即今朝鲜半岛北部），因此，其国家发展路线可谓由北而南。而后高丽的立国基础是原活动于朝鲜半岛南部的新罗，新罗又是以发端于朝鲜半岛东南端的辰韩与弁韩（处现韩国境内）之地及兼有百济（发端于朝鲜半岛西南部的马韩，处现韩国境内）之地作为立国基础的。直至唐玄宗开元时（735年），考虑到盟国关系，主动相让其所占有的高句丽贝水（今朝鲜北部大同江）以南之地（此地原本中国汉代玄菟郡旧地），新罗才初次完成了朝鲜半岛的统一。而后高丽的统一，只能说是新罗统一朝鲜半岛的重现。因此，就国家发展路线而言，后高丽可谓由南而北。

再次，就所属民族来看，高句丽居民以高句丽族为主。高句丽族系古代中国东夷人之后，活动于中国东北的秽貊（同貉）族族人中的一支。高句丽亡国后，高句丽族众大部分迁居中原、靺鞨、突厥地区，后逐渐融入汉等民族，少部分则与朝鲜半岛原有民族融合。[18]因此，仅就民族血缘或文化关系来看，高句丽可以说是古代华夏族的支脉或中华民族的组成分子。而后高丽的居民则以原朝鲜半岛南端的新罗人为基础。而新罗人的血缘又以原居朝鲜半岛南端的三韩族为基础（按传说中的说法，可能为箕子之后，殷朝遗民），尽管其民族关系中也融入少量的高句丽人血脉。因此，后高丽非前高丽。

再次，从政治文化关系来看，高句丽国发祥地原战国燕故土，汉代的乐浪（故治平壤市）、临屯（今朝鲜江源道及南江源道北）、玄菟（今吉林省南至朝鲜咸镜道）、真番（今朝鲜黄海北道及黄海南道、京畿道北）故地，高丽之强，原自于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乱世，高句丽的立国者原本汉臣。因此，仅就高句丽的国家政权性质来看，与中国“五胡十六国”时期并立于中国北方的封建割据政权无异，同样，在中国隋唐时期复归统一之后，隋唐的统治者也有权灭高句丽国，重新完成古代中国的统一大业。因此，唐灭高丽，符合当时中国社会发展要求国家在政治上统一的大势，这与有的韩国文人所叫嚷的“从白头山到间岛都是韩国的”论点风马牛不相及。如果韩国有人坚持认为历史上高句丽所统治过的地方都是他们的，“北起黑龙江，东至沿海州，西达河北”的高句丽历史都得写，那么当代中国人也同样有理由提出汉代所立的乐浪、临屯、玄菟、真番四郡的土地都是中国的观点。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中国学者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论点：“高句丽政权的性质应是受中原王朝制约和地方政权管辖的古代边疆民族政权”，并不为过。概而言之，“高句丽”问题属中国内政，古代中国社会有权统一，而决非是横在中朝或中韩之间的历史遗留问题。国*温家宝*所指出的：“中韩之间不存在领土问题”的话，完全符合历史事实。对于今后中韩关系的研究，中韩两国学者均应“本着学术与政治分开，现实与历史分开的原则，正确对待，妥善处理，不要影响两国关系”，[19]才能得出符合历史实际的结论。

2008年8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