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剧创作困惑之点滴
——由《白洁圣妃》引出的话题
首先申明下：与戏曲创作我是半路“出家”，仅写剧本，不懂理论，关于这个“行当”的水准可以纳入低能儿一类。所以，只好根据自己的创作体验，絮絮叨叨地说些大白话，供诸位专家、老师挑剔了。
当编剧二十余年，边学习边实践，懵懵懂懂地创作上演了三十多部大戏，其中属于历史题材的作品占了近三分之一。不过在我的这些作品中，大多不谓历史剧而冠之于历史故事剧，其原因有三：
一为观念使然：认定“戏”不是历史；但历史永远有“戏”。
二为水平有限：只求“大约摸”不违背历史的基本精神即可。
三为回避争议：历史故事剧么就是根据历史编撰的故事，较真不来的。
诸多理由，说穿了不过是编剧在掩饰创作历史剧时的胆怯与困惑。就以我近些年来创作的《凤氏彝兰》、《成败萧何》、《白洁圣妃》三部戏看，都是在别人几番易稿总不能如愿完成的情况下接手的。现在回头细想，作者们大约都有来自于政治与道德、大义与小义、个体人性与群体人性等方面的问题困扰吧？试以《白洁圣妃》的创作过程作一分析。
一、《白洁圣妃》之故事：
“戏”不是历史，但历史永远有“戏”，这句话的意思其实很浅显，历史学家写史，剧作家写戏；历史学家在乎事实的考证与结论；剧作家在乎故事的好看与动人。两个“行当”既有内在关联但又互为独立。作为编剧，如果不能在纷纭的历史论说中保持一定的独立见解，发掘个体生命在历史大势中的别致空间，创作肯定会陷于“泥潭”而难以前行。
记得初接《白洁圣妃》的创作任务时，就曾经十分的苦恼过。
在多民族聚集的云南大理一带，有一个流传千年、家喻户晓的故事：唐开元年间，美丽的“白洁”在其丈夫邓赕诏主因为部族间的吞并而惨遭罹难后，用智慧摆脱了蒙舍诏诏主皮逻阁的强娶，以死殉节。为此，白族奉她为本主娘娘，当地的火把节、妇女染甲日、赛龙舟等都因她而代代相传、延续至今。
与此紧密相关的还有另一则传说：蒙舍诏主皮逻阁为实现六诏（部落）统一的霸业，以祭祖的名义邀请邓赕等五位诏主前来，烧死在特建的松明楼上。继而平定西南，使大片疆域归属大唐。唐天子封其为特进云南王，赐名归义。因而受到史家的普遍认同，也被当地彝族奉为本民族的英雄。但在白族的口碑中，皮逻阁却是阴险卑鄙的恶魔凶煞！
不管是在有限的历史记载中，还是在众多的民间传说中，白洁与皮逻阁不仅是云南大理地区发展进程中不可越过的两位历史人物，而且还是各秉规范、各具性情、两相悖逆的生命个体。从历史的角度看，皮逻阁是顺应大势的弄潮儿；从道德的角度说：白洁是为人品行的楷模。创作难度由此凸显。虽然人们常有“政治将得失，道德将是非”一说，但要在两个多小时的戏剧舞台上完善呈现并被已经形成坚强审美定势的观众所接纳，就必须寻找到历史与当代的“共振点”，才有可能引起现时人们的审美共谐。
二、《白洁圣妃》之点线：
白洁与皮逻阁的故事在大理白族*州成立三十周年时，就被当地白剧搬上舞台。之后的二十年间，曾反复修改剧本，并再度全新排练演出，但都因为历史评判与道德评判的不能兼容，引起白族和彝族之间的争议而停演。在大理州成立五十周年大庆之前，他们几次三番托人找我，热忱相邀，决意再次全新打造此剧作为庆典的献礼剧目。要求很简单也很苛刻：一个好看动人的故事，不仅白族喜爱，也要彝族接受。
由此不难看出：在肯定白洁这位本主娘娘的形象基础上，皮逻阁这个人物是否立得起来是该剧能否成功上演的关键！
历史是不能随意虚构的。但历史中的人物心理与情感过程却可以由不同时代的人从不同角度去推敲琢磨的。编剧完全可以而且也应该在历史与艺术可能回旋的空间范畴里，发挥艺术想象，构建故事、编织剧情、提炼人物、营造冲突。问题在于：是否能够遵循并恰当把握历史发展的基本精神？
由于大理曾经过两次浩大的文化劫难，能见诸于正史记载的资料很少，而民间传说又大多出自汉人手笔。要想依据历史，准确呈现1300百多年前少数民族部落间的这段历史，十分困难。在当地文化部门的帮助下，先后花了将近半年时间，通过实地采访，收集并阅读了100多万字的各类资料，发现了很多可以推敲琢磨之“点”，比如：六个部落中，皮逻阁率领下的蒙舍诏兵强马壮，统一六诏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而山地作战之艰难，不经过数年的浴血奋战和牺牲，成功几无可能；唐朝又急于求得边境安宁，曾多次派人前往联络，谋划敦促六诏和议……循着这些“点”，当可连缀出皮逻阁为什么要火烧松明楼的隐约之“线”；
在众多的民间传说中，白洁聪明美丽善良，长期襄助丈夫治理邓赕诏，民望极高。当丈夫罹难后，白洁提出要皮逻阁大做道场，并带领全诏文武百官披麻戴孝、绕洱海三步一叩地给自己丈夫送行，皮逻阁竟然一口答应。白洁死后，皮逻阁“不由得对她肃然起敬，下令用盛礼隆重地为白洁夫妇举行了合葬，为他们修建了宏伟华丽的墓地，此外他还把邓琰国都改名为德源城，并追谥白洁为宁北妃。”……通过以上断断续续的“点”，至少可以梳捋出这样的思索“线”：白洁不仅对丈夫情怀忠贞，而且也具备了超越一般女性政治见识的可能。皮逻阁则在他残忍的另一面还有着少数民族汉子的豪爽与折服于道义的本真品性。于是，这两位人物的轮廓渐渐清晰，基于历史基本精神的故事编撰也渐渐有了眉目。
三、《白洁圣妃》之困惑：
《白洁圣妃》在大理州五十周年大庆之际推出，演出“一票难求”，观众“掌声如潮”。出身白族的大理州长称该剧为“取信历史”并“观照现实”。一位白族大学生在网上写道：“一个我们从小听到大，不说是倒背如流但也是耳熟能详的故事，一个我们一听开头就知道结尾的故事，却能够让我们感动、唏嘘和震颤……。每一个白族人，都应该去看看《白洁圣妃》，每一个彝族人，都应该去看看《白洁圣妃》，每一个每年都过火把节的人，都应该去看看《白洁圣妃》。相信，每一个人都会和我一样被感动。”在随后不久的云南省新剧目展演中，《白洁圣妃》获综合金奖第一名；剧作一等奖第一名、导演一等奖、舞美一等奖等诸多奖项，成为46个参演剧节目中获奖最多、奖次最高的剧目。当年又获得了中国少数民族戏剧学会的金孔雀优秀编剧奖。向来秉持“文不足以载道”的我，最受感动的是在一次酒宴上，几位彝族干部来向我敬酒说：看了《白洁圣妃》，我们以后再不会为皮逻阁与白族人吵架了。
以上絮叨并不说明《白洁圣妃》已经是一部成功的完善之作，相反还有许多可商榷修改之处。在此，只想就事论事带出一个问题：随着《白洁圣妃》走出云南，引发了不少争议，其中争议最多的就在于当白洁意识到了五位诏主之死，可以避免一场十万将士征伐的血腥战争时，放弃复仇，选择自尽，跪向皮逻阁的一段对白：
白洁：白洁痛恨你害死五位诏主！白洁痛恨你手段残忍！可白洁不能不承认，将五位诏主换取十万生灵……（艰难地颤抖着）实、实、实乃一场卑鄙无奈的慈悲呀——白洁好恨：恨自己为什么要将这一点看透！恨自己为什么不能铁心报仇！恨自己为什么要帮助杀死自己丈夫的侩子手——（泪流满面）
皮逻阁：……
白洁：白洁无能处置；白洁不敢深思；白洁唯有一死、唯有一死啊！
皮逻阁：皮逻阁该死啊——（扑倒在白洁面前，终于失声痛哭）
白洁：求你了，成全六诏百姓！成全天下安宁！成全白洁三桩心愿……
至此，白洁不仅没有改变白族奉为坚守女贞的道德形象，实际上已经在不经意间超越了道德层面，擢升为忧济苍生的圣女化身。而此时的皮逻阁，在白洁人格力量的感召下，完成了他弃恶向善的关键性转变。戏每每演到此处，演员泪流满面，观众掌声四起。一位看过演出的评委专家撰文写道：“在那一刻，我心中猛地一颤，泪水涌上了眼眶。那是为善良在某种历史情境中的弱小无奈而悲叹……白洁的那一跪似乎也是在向杀夫仇敌皮逻阁卑鄙血腥的“善行”（历史评价）无奈地下跪。”相反，执非议者则认为：“用五人之命换取十万人之命，这是不道德的，五条人命就不是命了么？”“不为亲人报仇，这不正常！报仇才叫人性，不报仇那叫政治！”
一部戏剧作品有争议是很正常的。只是从中不难发现：人性与政治、历史和道德的二律背反，不仅困惑着剧作者，同样也困惑着观剧者。由此，我们是否可以进行这样的探讨：为什么少数民族本身能够接受并感动的情节，会引起如此争议？究竟应该如何理解人性？当我们在强调张扬个体人性的同时，是否也应该更加关注“哀矜天下、忧济苍生”所含蕴的当代精神价值？
毋庸讳言，释放个性、关注人性已成为对以往“艺术为政治服务”的一种反叛，这种反叛使我们开始意识艺术创作的真正价值。同样，也给我们带来了怎样审视个体人性与群体人性关联意义的困惑。社会发展至今，物质的丰富、精神的裂变、文明的承继、传统的思辨等都发生着深刻的振荡与无形的挪迁。而这一切都深深地困扰着当代人的文化坚持与精神信仰。人们发现：在大势所趋的社会潮流中，个体人性是如此的备受摧残，如此的尴尬无奈。于是，我们不得不反观群体人性以及赖以生存体制的合理性与完善性。这好像又不得不牵扯到所谓的政治了。试以京剧《曹操与杨修》打个不甚恰当的比喻：在相同的历史条件和体制环境下，曹操与杨修若是换一个位置，杨修会是一个胸襟博大的开明君主么？以杨修的聪明和“顶真”能容得下曹操么？再如文革中，为什么人性恶的一面能够在极短暂的时间内如此淋漓尽致地展露无遗呢？我们的生活中常有“屁股指挥脑袋”一说，是否也深蕴着某种人性被牵制的无奈呢？当悲剧发生的时候，在怜悯或谴责个体人性的善与恶、正与邪、崇高与卑微之间，是不是还应该伸发考量这些现象背后更深刻的其它因素呢？比如白洁：如果没有部落间世代征战的残酷与血腥，她不会产生渴望安宁的强烈愿望；如果没有蒙舍诏的特别强大，她完全可以起兵消灭皮逻阁；同样，如果没有善良与智慧的品格，她就不会在既成事实的五条人命与十万人命之间痛苦抉择而放弃为丈夫复仇……由此推展开去可以试想：一部历史剧，无法也无需面面俱到地去阐述这些关联；但一部有艺术底蕴的历史剧，在关照人性的同时一定会关照到政治；在张扬个体人性的同时也一定会带出对群体人性的反省——人类应该为自己追索一个什么样的生存环境、生存体制、生存信仰才是最合理、最美好、最人性的呢？我们不能也无需要求普通观众能够感悟历史剧中的这类“追索”，但社会文化发展到今天，如果我们的历史剧作品还仅仅流于对是非善恶的一般性评判，还仅仅流于揭示个体缺陷是造成悲剧的根本性原因，或者将人们改变自己命运的希望，有意无意的导向于一位开明君主或清官大老爷的出现，那应该是文化人的文化缺失了。
以上一些想法虽然很朦胧，很粗糙、很不“理论”，但在自己近年来的作品中已开始蹒跚起步，试作实验。无论《成败萧何》还是《白洁圣妃》乃至《秋色渐浓》等，都试图以艺术的方式揭示历史大势的无情与残酷，同时表现主人公在大势所趋的特殊历史关头的无奈牺牲、坚强担当和心灵苦难。索求在把握历史基本精神的戏剧冲突中、在心理情感的开掘中、在命运与性格的碰撞中，折射出理想人性与文化精神的点滴光辉。
然而，困惑依然存在！
创作者常常是凭着艺术直觉前行的。理论的引导、理论的开解、理论的支持与批判，与创作者来说，具有是否能够继续提升创作艺术水准的重要意义。今天之所以絮絮叨叨地说了这么些大白话，就是想敞开一己陋见，获取诸位专家及老师们的帮助与指导。
最后，以一位看过《白洁圣妃》的年轻人的一段感慨作为本文的结语：“在越来越多的快餐式文化产品充斥我们生活的时代，已经越来越缺乏一些能够让我们稍许回味的作品，而能够感动我们的，似乎已经成为这个时代的恐龙，不是稀有，而是绝迹。但在物质生活不断富足的今天，我们最需要的是感动，是触动我们心中柔软的神经，让我们或唏嘘，或震颤，或泪流满面。在心绪平息之后，胸中，却是满满当当的充实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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