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的蜜”

　　1962年的某一天，贵州省桐梓县城，一个坐落在山坡上的幼儿园，一名7岁的女孩看到远处正有一队人抬着黑色的灵柩走向山脚下她家的方向。小女孩的心中忽然掠过一丝不祥的预感。她从高高的山上一口气奔回家中，令她震惊的是，她的祖母，这位在她7岁前给予了她母爱的老人，躺在床上，脸上盖着一块手帕。

　　多年以后，成为诗人的翟永明把这个场景描述为她最早的记忆。在回忆中，诗人突出了“预感”和视觉画面在记忆中烙下的痕迹。山坡、黑色的灵柩、从心头掠过的阴影的重量、垂下的蚊帐、祖母脸上盖着的手帕……这些质地鲜明的事物，逐一变成意象，多年后被诗人书写到诗作之中。而对于“预感”，诗人写道：“穿黑裙的女人夤夜而来／她秘密的一瞥使我精疲力竭”(《预感》)，难道这位黑裙女人就是化了装的死神？

　　在我们儿时从大人那里听来的鬼怪故事里，牛头、马面是负责抓捕大限已到的凡人的鬼差。中国民间文化里，死神的面貌绝少为女性，因此，诗人写下的夤夜而来的黑裙女人，则更可能是结合了童年记忆中的死亡的压抑、恐惧与对命运体认的形象化。《预感》是翟永明的代表作《女人》组诗中的一首，当她写作这组诗时，也正是经历了内心的创痛、身体的疾病之后：“1983年……，年纪轻轻我就遍尝了一个内心敏感者必然会尝到的，来自四面八方的伤害，看惯世事炎凉，目睹了生死无常。”(引自《阅读、写作和我的回忆》)那“使我精疲力竭”的“秘密的一瞥”，可谓死亡、命运、缪斯和人间温情的多重交织。

　　“预感”是怎样一种精神形态？那也许就是被“秘密的一瞥”所击中的感觉。当童年的翟永明奔下山坡，跑进祖母的房间，撩开蚊帐，看到那条使祖母与她阴阳两隔的手帕，也许在那一瞬间，她就注定了将要成为诗人。

　　诗人，就是凝视那条手帕的人，是试图与逝者目光对接却不能因之而恐惧而渴望永恒的人……

　　翟永明生于四川，旋即因父母忙于革命事业等原因被另一个家庭收养，因为养父调到贵州工作，她的童年是在养母的母亲家(贵州桐梓)度过的。在回忆文章和诗作中，她称呼这位老人为祖母。祖母非常疼爱她，常带她去镇子里的戏园看戏。虽然并不十分理解戏曲的内容，年幼的诗人仍然记住了两部戏——《玉堂春》和《千里送京娘》。记得《玉堂春》是因为其中“苏三起解”一场戏中苏三身披枷锁，被差人押解上路的形象，而《千里送京娘》中最后化作鬼魂的京娘追随赵公子的戏吓坏了幼年的诗人。诗人称自己的童年有着与生俱来的强烈的恐惧感。在《祖母的时光》一诗中，翟永明描述了这种恐惧感：“我一再勾画灵魂突然的生长/巨大的虚脱的翅膀/推动着我的四肢倾向墓场”。诗人觉得自己如同一只盲眼的鸟，认同那令她恐惧又同情的受苦的鬼魂形象。

　　在翟永明童年时代桐梓的记忆中，她常跟随比她年长4岁的哥哥出门玩耍，比如去附近农村的田地里拣谷穗，到离家很远的河边钓鱼。祖母去世一年多后，翟永明全家迁到四川成都。诗人的童年，与祖母一起的时光是快乐而幸福的，但是，家庭的复杂构成和之后由此引发的种种矛盾，也在年少的诗人心中留下了许多不愉快的记忆，在以后的许多年里，诗人甚至不愿触碰这段经验，宁愿让它驻留在记忆的最深处。

　　从现实中目击亲人离世，最早体验“预感”的神奇力量，到记忆中与祖母在戏园里经验台上与台下生活的交错混淆而带来的恐惧，都是从死亡的向度出发的对生存意义的震惊和疑惑。虽从寻常观念看，类似的经验或许是不幸的，但对于诗人，它们却是使她收获人生意义的“最初的蜜”(语出杭约赫同题诗)。

　　从连环画店到公馆大院

　　全家定居成都后，翟永明进小学二年级读书，起初有一段不适应，因为方言不同，她曾一度倍感压抑。但很快，掌握了成都方言的翟永明就适应了新的环境和生活。如今回想起来，那时候，最令她着迷的竟是连环画。

　　“最早的阅读就是连环画”，这或许与今天的儿童最开始是阅读各类图画为主的故事书一样情形。正因如此，1960年代初期成都的连环画店才成为诗人记忆中一道令其沉醉的风景。

　　小小的店面，大街上有很多家，店里摆着长凳，凳子上整整齐齐地排着一行行连环画——我们小时候称之为小人书。连环画店内的四壁上，张贴着密密麻麻的连环画封面。连环画是租读的，虽然租金很便宜，但身为小学生的翟永明那时还是没有足够的钱。每天放学回家的路上，她就一家接一家地逛，看贴在墙上的连环画封面。一旦有零用钱，最想去的，也赶紧就会去的，就是这些连环画店。

　　也许是因那个时代普通人的娱乐方式太少，在翟永明的记忆中，很多人都会去看连环画。上个世纪60年代初，至少在“文革”以前，连环画店在成都非常多，与当时浮现在社会表面上的各种政治和文化运动相比，连环画是一种民间的文化形态，滋养了百姓的日常文艺生活。

　　“文革”开始后，成都的连环画店很快就消失了。但是几年后，下乡插队的翟永明跟随初中时代的好友代红去看望代红的姐姐，经过四川一个小县城时，居然又发现了一家连环画店。于是，诗人和友人哪儿都没去，花了几毛钱，看了大半天的连环画。

　　三年级时，已有相当阅读能力的翟永明用父母的借书证，从离家很近的成都西城区图书馆借阅书籍。由于每次只能借两本，她往往一天就读完，隔天就再借新书。求知欲和对阅读的痴迷，使她很早就接触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她很早就读了《红楼梦》，第一遍自然是囫囵吞枣地，而她自始至终认真阅读的，是大量的古诗词。

　　四年级时，“文革”开始。学习和生活的氛围一下子有了很大变化，原本正规、严谨的教育环境被彻底破坏了。虽然不像中学生那样参与当时的武斗，但小学也停课了，性格温和的翟永明并没有卷入比她年长些的同学发动的批斗老师的行动。然而，记忆中有两件事震动了她：一位同学的姐姐死于武斗；她在好奇心驱使下跟随同伴去看武斗后的*，停放在一辆辆开过去的卡车上的死者吓坏了她。

　　学校停课了，生活转移到家所在的大院里。大院其实是解放前成都某军阀的公馆。现在看来很具保留价值但已遭拆毁的公馆，由7个院子构成，每个院子至少住五六户人家，来自各个阶层，翟家住的5号院内，大概有10户人家。“文革”开始之后，小学生翟永明的玩伴就是大院里和她同龄的孩子们。经历了时事震动，并已具有很强观察力的诗人，迄今仍记得发生在大院里的许多故事。有一天，也许她会把它们写进诗里，或写成小说和随笔。

　　翟永明第一次写命题作文之外的文体，是14岁的时候。当时她已经在成都市26中读初中，为参加学校的迎新活动，班级决定搞个原创性的节目，老师和同学们就鼓励翟永明写一首朗诵诗。那大概是翟永明创作的第一首新诗了，而且，这也成了中学阶段她所在班级的保留节目。

　　而翟永明成为真正的诗人，已经是在她写下第一首新诗的15年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