嘹亮的早晨

  --献给改革开放30周年  

          桂兴华 

          不是在黄昏，而是在嘹亮的早晨。我的政治抒情诗，沿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大路一步步走来。

　  我对政治抒情诗的投入，自然回溯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1978年,我作为创作干部,还在“学大寨工作队”蹲点,这个大队离凤阳很近.风阳小岗村爆发农村第二场革命的种种因素,我能在四面漏风的小茅草屋里深切体会到。我那时发表的诗作，明显回响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的滚滚涛声。我发表在四川《星星》上的诗，是对“文化大革命”的沉痛反思。我写道：“有人用我们的手绑架了将军。我们像一根麻绳，把历史捆紧！”发表在江西《星火》上的《第一声啼哭》，是我在女儿诞生时，对流毒甚广的“血统论”的强烈控诉。我写道：“难道我的第一声啼哭，就是罪恶的叫嚷？难道我全身的血液，都是莫大的祸殃？”

对逝去的岁月的诅咒，对活泼的未来的讴歌，组成了我们这些诗人的主旋律。《一月的哀思》、《小草在歌唱》、《现代化和我们自己》、《为高举和不举的手臂歌唱》、《举起森林般的手，阻止》之后，在小平逝世、香港澳门回归、迎接新世纪、建党８０周年等重要节口涌现了大量诗作，包括我的八部长诗。

    用诗人的眼光来瞭望时代，是郭小川、贺敬之诗歌对我最大的影响和启发。我当然是敏感的，但与那个特殊年代那种特殊作品的分水岭是：我不是被动的，而是主动的；我不是机械地配合，而是充满创造欲望地处在兴奋之中。作为一个极左思潮的叛逆者，作为一个真正有责任感的诗人,应该向千载难逢的新时代献出一首首真诚的赞歌。 当然，这种激情的喷爆最好是及时的。这种喷爆不是“传声筒”。只要不是“公式化”，就不能简单地被斥之为“为政治服务”。

在当前诗歌比较疲软的时刻，有人断言：“当代诗歌注定要走上淡化、疏离政治的道路。”我们很不甘心。其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的心一直处于等待井噴的态势中。为终于盼来的好时代放歌，因为我们有过太多的伤口！ 我奇怪：诗歌界好多人这些年以远离政治为光荣，把政治抒情诗等同于“假、大、空。”他们听不到时代前进的步伐，也不看具体的人在具体怎么写。其实，我们恰恰在追求――真，大，实！――这个大，是大时代，大胸怀，大声音！

在一面伟大的旗帜下写长诗, 不可抑制的激情奔涌在一条富有个性，并有创造性的河床上，我要化极大的精力。主旋律作品，不能粗糙啊！如果让主旋律与缺乏艺术感染力划等号，则是我最大的失败。大题材的制作手法，是从小处着眼。细腻往往比雄壮更有感染力。有感染力，才有震撼力啊。我这个记者型诗人,之所以把政治抒情长诗比作诗的大特写，就是想把广阔的社会视野与新鲜的当代气息，通篇洋溢在我的长诗里。记者这个职业，给了我全面、及时拥抱现实生活的可能。生活的素材越丰富，想象的空间就越广阔。

我是70年代的农民,我是移植来的粗犷。我习惯“大江东去”;别人在尽量远离政治,我却紧紧围绕着时代。看得懂的诗,我这里有;思想不糊涂的诗人,我是一个。 写政治抒情诗，是我找到的一种喷爆自己积蓄的方法。在诗里,我才有了最大的能量,才抒发了我再也改变不了的对当代生活的极大热情。即使在诗沉入最低谷的时候,我还是没有放弃——放弃了,就没有了我生存的价值。

长诗是另一种“大特写”,是我前些年大量写社会大特写的继续。小格局，怎么面对大时代！而领袖,在每个人心目中的直接印象是不同的,这与自己的成长经历、背景及阅历有关。领袖题材在自己笔下越有个性,就越有生命力。就象列宁在马雅可夫斯基的诗里是那样,毛泽东、邓小平在我的诗里是这样。我考虑的是:怎样不重复旧的意象?怎样写出“这个”伟人的人性?怎样把“我”摆进去？ 我铭记着：政治抒情诗得有自由飞翔着的思想。

由于从事的题材重大，因此，我们得小心翼翼――一不能偏，二不能浅。但须时刻牢记：政治抒情诗的主渠道里，得发出“我”这个诗人的响亮的声音。“我”的声音的新意，首先来自个人色彩很浓的思考角度，同时也离不开出奇的意象。个人想象的空间有多大？有多新？影响着诗的深刻性。政治抒情诗要避免空泛，就得挖掘出生活中有诗意的细节。挖这口井，最辛苦。 语言不能晦涩，节奏应该跌宕。许多事实证明：群众很欢迎诗风明快的朗诵诗。我的长诗被朗诵的场次不下百场。关键是自己要争口气！――要把长诗当作无数首短诗的总和。

 回想起1979年底，我从安徽定远县回到上海。文学的曙光终于露出了笑脸。《安徽文学》已经将我列入由公刘、刘祖慈先生策划的“全国新人３０家”，又发表了我一组诗作《第一个早晨》，同期亮相的还有梁小斌、陈所巨、周志友等工人、农民。感谢一直扶植我的《安徽文学》诗歌组长刘祖慈给我写了一封信，将我推荐给了《上海文学》的诗歌编辑孙小兰。她剪着短发，像个知青，在办公室里热情接待了我，并告诉我：黄浦区文化馆正在把十几个业余诗歌作者组织起来，诗友们都来自基层。我听后十分高兴。有一种找到伙伴的感觉。

　　“老三届”特有的身世,决定了我回上海后继续在社会底层滚打的艰巨性。 一个星期天的下午。下乡十年的知青经历拖在我疲惫不堪的身后，一个蔬菜公司职校的语文教师，穿过南京路一排排熟悉的橱窗，来与陌生的上海诗友们交流。那时候，我们多么年轻啊！窗前密匝匝的树叶绿得发青。日后，我们经常磋商诗艺。为了修改一句诗，或者争哪种比喻妙，我们会站在马路边讨论，然后在小摊上吃碗馄饨充充饥。在国际饭店的大堂里、在静安寺对面的家里，我们一次次聚。聚的时候，匆匆下班的手提包里都装着《诗刊》、《星星》和自己的诗稿，在那里零存整取了许多笑声。夜深了，我不得不渡江赶回浦东塘桥。路上，我写下了这样的句子：“我们从茫茫风雪中涉来的诗，没有沉没在喝不完的咖啡壶里”。

我已经为欢呼粉碎“四人帮”写下了《十月六日》，我又发表了《一个红卫兵的忏悔》，我为罗中立的油画《父亲》配诗在全市比赛中得了第一名。老农民那双忧郁的眼神，那只积满老茧的手，尤其是那只触目惊心的碗，使我想起了家中因长期患肺炎而格外清癯的父亲！ 我写道：“一道道牛车的辙印，化成了你额上的皱纹。那是你拖着小村的贫困，绕过了弯弯曲曲的田埂――既犁下了对早春的爱，又犁下了对寒冬的恨。”后来，我又连续写下了回到大都市后的感受：《别了，青春的旧址》、《夜归》、《我爱没开发的风景区》。。。。。。

我和诗友们编过油印的《黄浦文艺》、《黄浦诗册》和《城市诗人》报。１９８９年，我们的诗集名为《花的长街》，在《文学报》工作的我在序文里写道：“我们始终依偎在诗的诱惑里。因为没有一种理解，能像它那样透彻和温馨”。诗集里的题目多么富有生活气息：“《人民币跨过窗口》、《圣诞前夜》、《地铁即将破土动工》、《穿中山装的少女》、《买股票的阿婆》。。。。。。”诗的长街，就应该没有区域界限，没有职业障碍。

　  我把“文化大革命”出版的这类颂歌集始终放在案头，以提醒我：那不是诗！千万不能这样写！如果这样写，我就对不起读者，对不起历史！我的有些诗引起的轰动，主要来源于群众对领袖的热爱以及抒发情感的迫切需要。这说明：朗诵诗最能传达时代的鼓声，人民的呼吸。

　　责任感与灵感有必然的联系。我的灵感会由于我不可动摇的专注而在韶山，在延安，在井冈山，在广安，在深圳，在张江，在酒泉喷涌。原动力就是我这个诗人对新时代的眷恋。 我非常感谢：这些年来，上海市委领导、*及许多专家对我的诗作提出的修改意见。我起初写了四本散文诗，城市的细节让我兴奋不已。后来我又写了一部、一部政治抒情长诗，思绪总是在宽阔的河床里奔涌，贺敬之、李瑛、雷抒雁、张同吾、野曼、罗洛、李小雨等老师常年给予我指导。

      我认识到：大型的诗朗诵能传达时代的鼓声，人民的呼吸。以观众的情感为主线，用交响音乐贯穿整诗，用组合朗诵、影画面等多种艺术样式构成亮点。以一种面向广阔空间和滚滚人潮的抒情姿态，借助多媒体，由专业和业余人员在艺术殿堂和街头广场广泛诵咏，为诗歌寻找到了一种符合时代需求的表达方式。
　　朗诵会既为群众开辟了一个新的课堂，又为他们提供了一次施展才华的机会。在一系列群众朗诵活动中，我的诗走出了“象牙塔”，成了大家抒发情感的一个生动的载体。朗诵，本身就是由诗篇、朗诵者、听众三个方面组成。诗人是第一次创造，而朗诵者是第二次再创造，听众则是参与者与欣赏者。三者共同融于特定的气氛中，才能产生震撼力。
    为什么现实题材的作品容易引起反响呢？因为诗作所反映的人物、事件与时代背景，参与者十分熟悉，容易理解，大家都感到很亲切，感染作用也就更加直接。时代依然需要号角，投身改革开放的亿万人民期待着情感激荡。群众以对于明朗诗风的特殊钟爱热烈地接纳了我的诗，并且随着一阵阵令人荡气回肠的朗诵而激情荡漾。
　　２０００年初，我在建平中学策划了两场纪念浦东开发的朗诵会，我通过校长发动了许多学生来参加诗歌讲座，并与艺术家们一起排练。我和导演赵屹鸥的讲解和指导，使同学们加深了对诗歌的理解，懂得了怎样艺术地再现诗人笔下的内容。然后，组织４０００多名同学参加了朗诵会。我把舞台选择在杨浦大桥下面的大操场上，蓝天白云，车队不断，浦东的美景一览无余，这个背景成了朗诵诗最好的注释。
　　２００４年酷暑，《邓小平之歌》的排练现场上，我成了总导演，短袖衬衫总是湿漉漉的。先是与乐团商量，后是和观众交流，自己还上台朗诵，忙得既累又乐。为了使音乐符合朗诵的内容，我边听边纠正着梁波罗、狄菲菲后面的伴奏。当排练到小平复出这一节时，演员和指挥静听着我的慷慨陈词：“这是历史的大转折啊！必须起音乐！”见我这么激动，上海歌剧院乐团的乐手们还鼓起了掌，然后伴奏起欢快的《在希望的田野上》。为了体现几代人对小平的怀念，我特意安排了一个十岁的女孩子朗诵关键的几句话，她那稚嫩的童声效果很好。我自己的独诵中，追忆了1997年2月小平去世的情景。我眼含热泪的呼喊：“他去哪里了？他去哪里了？”立即在全场激起了回声。孙道临、秦怡７年前就朗诵过这首诗，我再次邀请了他们。

　　2004年中央电视台的全国朗诵比赛的第一场决赛时，有选手朗诵了《邓小平之歌》，但加上了一些政治术语，诗味就淡多了。我听了后真是暗暗叫苦。因为他删去了不该删去的，硬添了不该硬添的。

诗歌朗诵这个形式，群众很容易掌握。我２００６年策划的朗诵讲座被列入了“东方讲坛”，每月组织艺术家们对他们进行辅导。我说：“首先要提起神来,激动起来。不激动，观众怎么会激动起来？朗诵就是要渲染。每一句话里都有一个词组是重点,需要强调。但不是所有词组都要强调,都强调就不强调了。要学会停顿,停顿就会出节奏。词组间要有小停顿。如：‘你／怎么在／五星红旗的／关照下’一句，‘你’及‘五星红旗’须重音读出。朗诵主要是依靠语言，只有朗诵得清楚、动人，才能引起真正的交流。第一个人在读，其他人都要听，语气要依次接着，而不是一次次从头开始，否则，就断气了。读到绿叶满天时，眼前要有大道的画面，这样，眼睛就会发亮。情绪要有变化，队列也要有变化，观众的视觉才不会感到疲劳。反复，能加强感染力。有一首歌《这一次我真的留下来陪你》，三次反复地唱这句歌词后，又一次低沉地吐露了这一句，打动人啊！朗诵诗中暸望式的内容可以有，但不能多。真正能打动人的还是那些有细节、有具体画面的诗行。印象最深的是流沙河的一首诗《不怕》，生动，短促，集中，易记。”
　　在这里，气脉是要害，得“想得深、说得巧”。同时，情绪要有变化，队列也要有变化，观众的视觉才不会感到疲劳。为了与观众全方位地交流，要敢于丢稿，逼迫自己背词。
　　2006年6月13日，北京现代文学馆。82岁的贺敬之老师来参加我的作品研讨会了。我在发言中手举着这本密布着我学习心得的《雷锋之歌》，提到了它对我的深刻影响.这是一本已经破烂的贺敬之的诗集。1963年4月11日《中国青年报》第三版整版刊出了《雷锋之歌》，5月就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这本《雷锋之歌》，是上海市政协的费金林于1977年春节送给我的。那时，他已在复旦大学读书，我还在他曾经也在那里插队的县文化局搞创作。我简短的发言话音刚落，坐在我身边的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吉狄马加就对我说：“你请贺老在这上面签个名啊。”贺老笑嘻嘻地接过他的笔，在这本《雷锋之歌》的扉页上签了名。《雷锋之歌》虽然历时40多年，但它一直是我从事抒情诗创作的榜样。

2006年10月，我开始在白莲泾发现新的题材与以前绝没有重复。因为这里勾起了我一串串在南市小北门的童年和少年的记忆，无数细节活龙活现。一年多来，我风尘仆仆地奔波在周家渡、南码头、上钢街道、白莲泾工地、董家渡、六里桥、三林世博家园、上海世博局，采访了许多居委干部和动迁户，与他们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我的诗稿出来后，好几天晚上在白莲泾居民的新居里征求意见，并辅导她们一句句朗诵。在申博成功五周年的座谈会上，我发现好几个敲扁鼓的老妈妈都一边读，一边噙着热泪。也许，《新书架里的旧瓦片》触动了她们的心灵。

我深刻感受到：历史的交替、空间的转换，在世博大动迁前后得到了集中体现。这里的故事在世界上许许多多地方发生着。工地上，谁的手臂在频频摇动？是掘土机，更是历史！我喜爱工地，因为我渴望有拓展的工程。我是白莲泾畔的浦东中学的６７届高中毕业生。今天，我又听到了：一群群身穿洁白校衣的新同学，朗诵起我献给母校的新作。

现在有一种议论：“现在还写诗，你有病吧。”不能这么说！不是所有的诗人都有病。有些诗人被当今社会抛弃，除了外部原因，还有自己存在的问题。

     首先，那些爱躲在狭窄的小圈子里、自命清高的诗人要自省。这是一种很顽固的空洞。 谁也没有反对你抒发个人的情感，问题是你没有传递出新生活的信息。我劝你折射出历史的风貌，也许要求太高了。你的内心情感是不是太萎缩了？风景难道就这样令人心冷？没有鲜龙活跳的人物、具有时代特征的事物出现在你的笔下，是你的悲哀啊。第一线火热的生活已被你挡在了门外，思维就会呆板，文字就会晦涩，怎么发出时代的声音？我们都是芸芸众生，但反映家长里短却有高低之分。高伐林写“高考分数线”，赵恺写“产假后的女工上班”，最近反映抗雪灾的《在南下的客车里》、《一辆汽车在风雪中爬》、《抬电杆进山的人》、《听父亲在电话里说雪》、《致照片上啃雪团的士兵》、《春运，一个“中国制造”的词》等诗篇都有一丛情感的烈焰融化了冰雪，都没有丢失时代之魂，“歌诗合为时而著”。

 那么，视野广阔的诗就肯定一片阳光吗？也不。反映大众题材的诗，也有空洞的情况。那些乏味的诗句令人讨厌，纯堆集概念。空洞的陈词滥调，怎么能激荡起读者的心灵？诗人在建设宏大的框架时，必须加强纪实性，不能把豪言壮语当作材料，而要让诗句散发出泥土的气息和汗水的咸味。大意境对实景的要求更加严格。生活永远是第一位的。我的长诗被朗诵的场次不下百场。关键是自己要争口气！――要把长诗当作无数首短诗的总和。因为唯有短得精悍，才会长得结实。如果苍白无力，空话连篇，就会让人觉得“太容易了”，尤其在过节的时候。“节日诗”得融入个人的经历。而现在，直露而少“诗美”，仅仅停留在人云亦云的层面，是当前政治抒情诗的常见病、多发病。这也正好给冷眼相看政治抒情诗的人们，提供了病态的证据。

    追求真、大、实的 诗，得融入生活细节,具体而富于可感性，以避免空泛之病。诗的新意，离不开来自奇特的意象。勤于跑，善于跑，细节掌握得多些，个人想象的空间就大些，新些，诗就深刻些。为了强调诗的感染力，必须努力再努力地深入到生活的底层，体验并发现真善、真美、真爱，然后让想象的异峰突起。诗歌最大的特点是抒情。

      诗歌被淡忘，是由于诗人被淡忘了。不要羞于谈唱响“主旋律”。我写老百姓，给老百姓看。以前我歌颂伟人，也是从平民的角度出发。如今我写身边的居民，写城市，同样以这样的抒情姿态。因为我来自底层。我始终是个负有使命感的文学“打工者”。

我喜欢在城市的人流中行走。这人流总是那么汹涌、那么热情，它总是在考察我：脸色红润吗？步伐坚定吗？落伍是随时可能的。好在我依然爱拔上鞋就走，爱风尘仆仆，爱对比所有的新潮和旧俗。这一首首朗诵诗是不是代表着摸索着的我，前进着的我？

     马雅可夫斯基战鼓般的诗句，时常把我的耳膜和心灵震惊！他那几千行的《好！》，他那《放开喉咙歌唱》和他那不死的《列宁》，表明他是一个标新立异的人，一个大喊大叫的人！这么多年后，我的笔尖会沿着他陡峭的音阶前进，前进！只有关心时代，时代才会向他敞开胸怀。他从事的是那么大的题材，他却非常勇敢地处处亮出“我”的声音。但我有时候会陷入矛盾之中――诗中的“我”是不是太多了？身边的人也都有这样的顾虑。这也折射出要像他那样写大题材的不易。

　　 也许,写政治抒情诗的诗人,必须有远大的眼光和排除干扰的能力。好在我是个“决不罢休”的人。我会努力做一个有政治头脑、有高度责任感、有充沛激情、有敏锐创意的中国诗人。我,比马雅可夫斯基更加幸福。他仅仅歌唱了列宁，我却沐浴着我们党的几代领袖的光辉。目睹了一场跨世纪的接力赛，感受到一轮又一轮太阳的非凡与亲近。今天，我作为龙的子孙，五十六个民族中的一员，一位在镰刀斧头的旗帜下宣誓的中国*党员,一个与共和国同命运的诗人，一个同阳光一起上班的记者，怎能不蘸着已经融尽的昆仑雪，做一个奔向每个家庭的春的使者？在古长城的台阶上，在前辈们骑过的马背上，在浦东叠现的楼影里，在高挂着喜悦的红灯笼下，在国际互联网纵横交错的主页上，押着《黄河大合唱》的余韵，写下老舍们经历过的雨季，写下遍地时装模特儿身披的羡慕，写下所有不该遗忘的灰黯与缤纷。

岁月的脸有千万个侧面，每一张剪影都令我刻骨铭心。我多么想，多么想把一页页日历串成世上最大的花环，送给我亲爱的祖国。特别有神的每一天都像争先恐后的花，每一朵都盛开着特殊的梦境。此刻啊此刻，我才摄出了季节中的季节和共同的背景，所有的中国人都属于一个美妙的组合啊，才有了无数不知名的生动，才醉了越来越丰盈的记忆，才绽放出三十年来越来越难忘的早晨。。。。。。                                              2008，4，10，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