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沙床》、《财道》中的女性形象看当代作家的女性意识-gehongbing

	从《沙床》、《财道》中的女性形象看当代作家的女性意识
	葛红兵 2008-02-21 22:43 2008-02-21 2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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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沙床》、《财道》中的女性形象看当代作家的女性意识

袁华

迄今为止葛红兵已经出版长篇小说7部，中短篇小说集一部，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沙床》和《财道》，而我感兴趣的是这两部小说中表现出的对女性的溢美性描写，在我看来， “这本身就是一种症状。” [1]笔者认为，讨论他如何塑造女性形象、如何安排故事中的女性人物的命运，对女性处境的思考，也许是一件非常有意味的事情。

在这两部作品中，女性形象有如下几个主要特征。

唯美的身体。两部小说中的女性形象都很美，无论是正处于豆蔻年华的张晓闵、章静宜、日本留学生Onitsuka、张梅，还是已到中年的裴紫、刑小丽，甚至是已奔老年的张姨，可以说，在作者笔下，所有的女性（包括老、中、青三代）都很美，是唯美的。但，女性的美又不在于面部的五官，在作品中找不到描写女性五官的文字，对她们的五官你只能想象，却永远无法确定。作者似乎无意于女性的五官的端正与否、精致与否，而将大量笔墨附着于身体，作者意在表现的是女性的身体美。女性的美在于身体。女性的身体是唯美的。而且作者熟稔把握各个年龄段的女性身体的特点，并分别有侧重地展现她们最美的一面。

如，裴紫，作者注重描摹她的肩膀和锁骨的美，“连衣裙开胸很低，露出颈脖和锁骨，脖子上带着项链，看得出来，那件项链出身名贵，款式和做工都非常精致。她的肩膀和胸非常夺目，纯净的雪白，精致高贵，有大理石般的质感，那温润的线条，让人产生抚摸的冲动。只是她的面容有些倦怠……”[2]

再如，张晓闵，着意于少女清纯的裸体：“她一丝不挂，脸朝里躺着，被子从她的小腹蜿蜒着在她形状娇美的乳房上形成两座山丘，粉红的乳头在被子的边沿闪烁着，被子往下延伸的的地方是浓重的阴影，黑色的绒毛遮住了下腹的三角区，修长的腿弯曲着搭在沙发扶手上。”[3]

张姨，侧重于她的成熟丰腴：“张姨穿着一件大花的短袖衫，下身是白色的裤子，看得出来，因为居家的缘故，里面并没有穿胸衣，温润的乳在红白相间的图案下晃着，浑圆的臀部不张不弛不藏不露，这是女人最好的年纪，一切都是成熟的，但是又不过熟，大城市的女人是丰满的，有大城市的白皙和优容，但又是利落的、时髦的，绝没有拖沓的感觉。”[4]

而刑小丽，作者用的是曲笔，是透过周重天、崔钧毅、武琼斯等男性的眼睛表现她无论如何都是性感的、美的。

作者似乎能读懂女性的身体，不仅能读懂，还以欣赏的眼光赞美女性的身体。正如作者自己所写：“你是最最懂得赞美身体的，你对身体的凸起、凹陷、孔洞、汁液以及音响效果有着异乎寻常的理解。你善于捕捉这些，这些事物之中无尽的美。”[5]

求爱者的地位。作者笔下的女性都处于积极主动求爱的状态。张晓闵与张梅最为典型，在追求自己的所爱的对象时攻势最为猛烈。且两人用的法宝是同样的，都是“身体”。张晓闵，不请自来，经常与诸葛住在一起，且习惯于裸睡。尽管裸睡是从小养成的习惯，但与异性在一张床上裸睡，也不无诱惑挑逗之意。因诸葛对*不感兴趣，她天天撒谎自己的男朋友（其实男朋友纯属子虚乌有）如何如何，以吸引诸葛的目光。张梅一出场，则是半透明的“吊带衫”，尽管那时她还没有爱上崔钧毅。在向崔屡屡示爱，崔无动于衷时，她撕开衣衫，亮出俊俏挺拔的乳房，让崔确认自己是妹妹还是情人。（逼崔去参加毕业典礼一节）故事的高潮时段，当张梅得知因崔破相，远远躲开她之时，张梅为取得与之平等地位，竟自己划破了自己美丽的容颜。再比如，裴紫，她的求爱方式比较含蓄，但也是积极主动的。裴紫与诸葛在网上结识，第一次见面，是裴紫先约；两人分开，再度重逢，是裴紫流浪很久之后，来到上海，再次相约；两人的故事一波三折，裴紫在诸葛病重时再次回到他的身边，尽管有张晓闵的催动之力，依然是裴紫主动前来照顾。总之，作者笔下的女性都是主动求爱，相反，她们所追求的对象却经常处于被动无奈的境地。无论是诸葛还是崔钧毅。一改传统的在性与爱上女性总是被唤起被追的写法。女性放弃了那些不必要的矜持、骄傲、虚荣心之类，大胆勇敢地追求自己的爱人。女性的性与爱是自主自觉的，而不是被唤醒被追逐被逼迫的。

放性的态度。此处，“放”的一层含义为“解放”。在作者笔下，女人的“性”完全获得了解放。女人不会因为有过性经历而受歧视，刑小丽是高级交际花，利用性，赚钱，非但没有受到歧视，作者反而借崔之口说，这是她该得的。作者笔下几乎没有“*”。“*”的观念在此土崩瓦解。“*”成了“不成熟”、没有长大、没有女性魅力的代名词。在这两部作品中，女人真正走出了为自己树“贞节牌坊”的古老时代，不再禁欲，女人的“性”获得了解放。

“放”的另一层含义是“开放”。女性之性，不但已经获得“解放”，而且处于敞开状态，对她们的爱人敞开，如张晓闵对诸葛，张梅对崔钧毅；对情人敞开，如刑小丽对周重天，张姨对老宋；甚至对陌生人敞开，日本女孩对诸葛，对董从文教授。总之，女性的“性”向异性自由敞开，自由开放。当欲望来临的时候，性爱自然地驾临。没有身份、职业、年龄、两性的关系等一切障碍，做爱，象吃饭、睡觉一样平常、简单，失去了任何禁忌色彩。

与事业无缘。作者笔下的女性个个聪慧，却个个缠绵于情感的世界，在事业上没有卓越地建树。对于女性的事业，作者往往蜻蜓点水，一笔带过，而将笔墨重重的倾注在她们的情感生活上。《沙床》的结局，作者写到，张晓闵找到了自己喜欢的男孩子，但对其今后的工作只字未提。裴紫，和朋友开了一家服装公司，生意似乎很忙，作者也没有太多的文字表述。张梅，这个精明、聪慧的上海女孩，在崔费劲周折挤进黄浦证券以后，才发现她已经在里面。但她仅仅给人以昙花一现的感觉，此后，在事业上碌碌无为，一切工作都围绕着崔绕圈圈。刑小丽，只是顶着董事长兼总经理的名号，实际利用“性”搞关系，做着高级交际花的职业。两部小说中，作者对女人的事业惜墨如金，足见女人的事业不在作者的关注视线之中，作者关心的是女人的情感世界，将女人还原为情感动物。

两部小说中，女人的结局都指向或退归家庭。有人会反驳，《沙床》中的裴紫并没有归属家庭，她自杀身亡，死在诸葛之前。而此处，作者的隐语是：爱与生命同在，生命不在，爱也无法存在，一切都成为虚无。作者将“爱”（情感）提升到了“生命”的高度。此处的逻辑，女人视爱为生命，女人归属爱的对象――男人。如果这个个“男人”活着，她势必走向家庭；如果，他死了，裴紫势必陪他死去。因此，裴紫的结局逻辑上应指向家庭。同样，在《财道》中也出现了类似的情节。张与崔钧毅结婚并归隐安徽天子湖畔。刑小丽与周重天移民澳洲。她们都以圆满的“婚姻”作为结局。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葛红兵塑造女性形象共有的特征：身体唯美；主动求爱；放性；与事业无缘；归属家庭。

毫无疑问，作者有意对文学史上的传统理想女性形象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解构。最突出的是“性”观念。依据传统道德，女人应该守身如玉，视贞节为生命，甚至要把贞节看得比生命还重。葛红兵笔下的女性形象却反其道而行之。张晓闵，在读大学生，不请自来，与她的老师同床共枕。刑小丽抛夫弃子，在大上海做着高级交际花，与数个男人有着性关系。张梅为得到崔钧毅的爱，也不惜以性感的身体来诱惑。张姨在自己丈夫在世时就明目张胆的与老宋私会，等等，这些女性的性行为对封建卫道士无疑是当头棒喝，对封建思想浓重的中国传统道德体系也构成了强有力的冲击。

作者的确将女性从“性禁忌”的牢笼中解放出来，但，他对女性的解放，是且仅仅局限在“性”观念上，而且这个“性观念”也不可避免地打上了男权意识的印记。他打破了“*”崇拜、女性禁欲树贞节牌坊的神话，举起了“性自由开放”的旗号，将性还原到人类固有的动物性。葛红兵曾在《身体政治》中这样分析，“性快感对于身体来说是极其特殊的，性是身体快感中极少数不能自我满足的东西，性快感必须依赖对象……它不能单方面的获得，而必须通过另一个身体的合作与参与来共同获得。”[6]也就是说，男性要获得常态的性快感，必须通过女性的合作与参与；如果没有女性的积极合作与参与，性快感将无法实现。而在作品中，作者又极力宣扬性自由开放观念，要求女性解放性，向男人开放性。既然如此，性欲来临，男性需要女性的主动配合与参与。于是，女性的身体就成为男性发泄欲望的工具，女性为男性提供性服务，女性的性功能又得到了加强。此时，女性不可避免地又被还原为肉体，欲望的客体，性符号。事实上，由于生理结构以及心理活动的巨大差异，女人的性快感与男人的完全不同。女性需要漫长而微妙复杂的性发动期，而男性不需要。女性与男性的性快感并不同步发生，在男人获得性快感的同时，与之发生性行为的女性，未必能获得性快感，而热烈美妙的性快感往往意味着双方的契合。再者，两性在心理上也存在着不同的性爱观，这一点作者在作品中也讨论过。多数女性总是将“性”与“爱”混同，要有爱，才能有性。爱在性先，爱是性的条件。而男性则不然。爱就是爱，性就是性，它们各自独立。有爱，不一定有性；有性，不一定有爱。爱不构成性的条件。性也不应受爱的局限。男性在向女性要性时，并不愿付给她们以爱。在无爱时，性畅通无阻；在有爱时，性却艰难怯步。爱，在此蕴含着对对方责任与义务的承担。面对责任与义务，爱，艰难而滞重。女性积极求爱，男性却无动于衷，避之唯恐不及，于是男性在给予女性性爱时，便有了施与的意味；男性在积极求性，女性却要求爱与性的统一，于是男性在给予女性性爱时，又与女性的初衷背道而驰。男性用女性获得他的快感；男性给予女性快感，这两个词本身就暗示着缺乏相互性。而“真正的两性关系是具有相互性的关系，这样它才能产生名副其实的戏剧”。[7]由此，我们可以发现，作者并没有真正的两性平等观念。女性在性观念上的过度开放，非但不会使她们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解放，反而强化了女性－性符号的概念。

女性处于被动性、依附性的地位，从根本上来分析，这仍然得归咎于这些女性的经济地位。她们基本上没有谋生的能力，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事业，因此她们有着强烈的被动性、依附性。其中，裴紫或许是个例外，但很可惜，她死了。张梅，应该说有一定的谋生能力，但她跟随崔钧毅归隐天子湖畔，与她所熟悉的生活环境完全隔离，她是否可以适应那种单调、寂寥的环境呢？在那个环境中，她又将如何独立谋生？刑小丽呢？她的性魅力究竟又能持续多久呢？……我们知道，在母系氏族社会中，女性不只是享有和男性同等的权利，而是享有比男性更高的地位，原因为女性是与男性平等的食物提供者；而进入父系中心社会以后，先进的新型农业为文明提供了经济基础，同时也破坏了女性在经济上的独立地位，从而也就破坏了她们的社会地位。女性在家里花费越来越多的时间，用来照顾她们的小孩和丈夫，主要做“家务活”，男人主要做“家外活”，而人们普遍认为“家务活”不如“家外活”重要。由于女人被“家务活”缠住了，男人不但在在掌握新农业技术和工具上，而且在获得国家新的位置上，也获得了垄断地位。这样男人最终垄断了经济权利、政治权利和军事权利，而女性则变得驯服和依赖，并逐渐被看作“弱势性别”。[8]因此，经济地位的独立对于女性的真正独立至关重要。在这两部作品中的女性，没有事业，经济上无法独立，从而必然导致在人格上也无法独立。刑小丽为什么在屈辱中接受了周重天扔到她脸上的别墅钥匙？作者的解释是为了生存，为了养活肚子里的孩子。她失去的是作人的尊严，得到的是活下去的经济支撑。值得注意的，刑小丽虽然身心受到重创，但这是一种主动的选择。其实，刑小丽并不是没有钱，还没有到不接受别墅就活不下去的程度，而是她不愿放弃她原有的富贵生活。她已经为物欲奴役，主动放弃了人的尊严而屈从于物欲。女性在经济上不能独立，在人格上她也无法与“男性”平等地站在一起，于是她只能被看成是不那么重要的性别――“第二性”，顺从、服从、忍耐无论在社会还是在家庭占据核心地位的男人，只能接受“他者”命运，处于依附性、被动性的地位。

在经济上无法获得独立，而又从“性禁忌”的牢笼中解放出来，有着性自由开放观念的女性又将走向哪里呢？她们有两条路。

一条是退守家庭。如果，她的性若只对一个特定的男性开放，即她把身体特定地而不是一般地奉献给一个男性，她只能走进婚姻，她的最终归宿是家庭。一夫一妻制在法律上保障了这种性观念的实现。家庭是她的全部，经营家庭是她毕生的事业。而这个事业却不能让她超越自我，完成自我实现，她将被完全封闭在内在性之中。她将在无穷无尽、无休无止、繁杂琐碎的家务劳动中慢慢消耗尽她的生命，而这些劳动又毫无创造性。丈夫、孩子将成为她生活的重心、希望与依赖。组建家庭是她们新生活的开始，也是她们超越性的自由生活的结束。女人归属家庭，葛红兵显然认为是女人必然的选择。他借张姨之口，表明了这种“婚姻就是生活”的态度，“男人重要的是和自己喜欢的人一起做自己喜欢的工作。女人呢？无论贫富，只要和自己喜欢的男人过一辈子，就值了。”刑小丽怀孕后，也很想能借此机会和周重天结婚，“这么多年来，自己辛辛苦苦，不就是为了修个正果么？女人走到哪里还不是要走到婚姻里去的？”婚姻－家庭－正果。因此，也就可以理解，作者为什么将这些女性的主导性格符号表述为，顺从、服从、忍耐。“理想的婚姻应当是完全自立的人只根据互爱的自由意旨建立起来的彼此结合”，但，“只要婚姻把本来应当以自发冲动为基础的相互关系变成了权利和义务，它大体上就是可憎的。由于婚姻赋予两个身体以一种工具的因而是有损人格的性质，它们注定要被一般性的作为身体，而不是作为人来彼此体验。”[9]因此在女性尚无自立的情况下建立起来的婚姻，势必不会给女性带来幸福。也许，有人会反驳，她们积极主动求爱的目的是什么呢？难道不是婚姻吗？是。她们的确期待走进婚姻，得到“正果”。但我们却不幸在作品中看到的是女性仅仅在情感的层次上是积极的，女人除了爱情，别无其他使命。女人完全沉溺于她的感情世界，完全内向，她被“奉献给有限的存在”。但，“女性在家里的工作并没有给她带来自主性；它对社会没有直接用途，既不能开拓未来，也不能生产产品。它只有在与越出自我的，超越自我的，在生产和活动中走向社会的生存者相联系时，才具有意义和尊严。”[10]只要妻子没有独立的经济地位，只要丈夫仍在保留着对家庭的经济责任，那么，两性间的平等和幸福就只能是错觉。

另一条路是走向社会。如果，她的性对男性开放，也就是说她的身体不是特定地而是一般地奉献给男性，她只能做“高级*女”。在现代社会中，纯粹以卖淫为职业的女性是个别的现象，数量上也占极少数，不具有普遍性。普通*女与高级*女有很大差别，“其主要差别是，前者是以她的纯粹一般性（作为女人）进行交易，结果竞争使她处于可悲的生存层面上；而后者则竭力得到对她本人（作为一个个人）的承认，若能做到，她会有很高的抱负。美、魅力或性欲在这里固然不可缺少，但只有这些还不够：作为一个人，这种女人在公众心目中必须有点与众不同。”[11]《财道》中的刑小丽其实就是一个高级*女。她花容月貌，风情万种，光彩照人。这是她吸引、利用异性的资本。她以自己颇具魅力的身体为诱饵，以“性”为工具，来获得钱财和社会地位。那么，在公众心目中，她的与众不同之处是什么呢？是她的智慧。因塑造主人公崔钧毅的需要，作者省略了刑小丽如何挤进男人社会，获得一定社会地位的经历，但从她一次次帮助崔钧毅从低谷爬上高峰的过程中，我们很清楚地看到这个女人所具有的十分罕见的智慧以及极高的社会地位。刑小丽除了美貌，除了智慧，还具备除“守身如玉”以外，一切传统“理想女性”的美德：温柔体贴、宽容大度，无私奉献。她最具“女性气质”，而且，她把女性气质利用到极点，为自己创造出了一种几乎和男人相等的处境，她“以把自己作为客体交给男性的女性气质为起点，逐渐达到了主体地位”。高级*女也希望在世界上能扮演主动的角色，以便积极地运用她的自由。她很乐意成为年轻男人的保护人，无论在精神上还是物质上对他进行帮助。在崔钧毅的事业成功的过程中，无疑刑小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说，崔钧毅的每一次起死回生，都是因为刑小丽的资助。她是他的救星。崔钧毅初到上海，数日找不到工作，在贫困交加之际，是刑小丽帮助他走进了他理想中的黄浦证券公司。此后，在崔与周重天大航集团融资的过程中，刑小丽也起着穿针引线、推波助澜的重要作用。之后，武琼斯被投进监狱，又是刑小丽帮助崔钧毅坐上了黄浦证券的第一把交椅，从此成就了他的财道英雄地位。等等。刑小丽是一座桥，她帮他引渡成就他梦想的彼岸；她是一把钥匙，帮他打开了一扇走向成功的门。她在崔钧毅的生命历程中扮演了一个拯救者的角色。

那么，刑小丽是否与真的与男性的处境是平等的？是否同样成为了主要者？答案是否定的。她把“性”当工具使用，并以男性为中介发挥作用，她通过她的情人参与统治世界。她不属于任何一个男人，但却委身于多个男人，从而以这种交易谋生。任何男人都不绝对是她的主人，但她对男人的需要却是极为迫切的。如果，男人对她不再产生欲望，她便会失去谋生的手段。因此，她的未来依然掌握在男人的手中。她手中的武器只有“性”，而性的魅力稍纵即逝。“由于她实际上被看做一个客体，她被供给了任何一个愿意占有她的主体”。[12]她“并没有揭示世界，也没有开辟人的超越之路”，相反，她把自己淹没在内在性之中。

她为什么会在周重天破产、流离失所之际又重新接纳他呢？周重天爱钱，他知道刑小丽也爱钱，因此，两人在双双移居澳洲后，他还是不踏实，一再问她，“你爱我？是真的爱我？”刑小丽机智地回答，“我也爱你的钱！”“可是现在我没有钱了。”“只要你在，你就是钱！”这最后一句才道出了刑小丽的真实目的。刑小丽明白周重天并不爱她，这个自私的男人除了钱什么都不爱。但她更明白自己不再年轻。美貌如昙花一现，转瞬既逝，她手中握住的性武器马上就要失效，那么，此时接纳周重天为后半生的伴侣不失为明智之举。周重天身上的男人气质深深地吸引了她，和这个男人在一起生活，她能找到安全、踏实的感觉，她从此可以在家庭的荫庇下安享生活。她身上并没有作者认为的“非常特殊的神性的东西”。人都是很现实的，刑小丽也不例外。如果有人反驳我这种理解很刻薄，认为是刑小丽真的爱周重天，真的想成就他。若事实果真如此，他们为什么离开上海，移居澳洲，归隐田园呢？周重天的事业根基在上海，这应该是他重整旗鼓的最好的地方。移居澳洲，对于他来说，无异于连根拔起。况且，归隐田园是刑小丽但未必是周重天的理想。说刑小丽真的爱周重天，一心要成就他，未免牵强。

“男人喜欢做的一个白日梦就是让事物浸透着他的意志――塑造它们的形式，刺入它们的本质”。刑小丽这个女人承载着作者甚至所有男性的梦想，她既是具有宽容大度、无私奉献精神的母亲，又是温柔娇媚、多情放荡的情妇，她是田野和牧场，也是巴比伦。或许作者有意识地想尊重女性，解放女性，但在无意识中却暴露出“他的世界观与他的个人梦想之间的裂痕”。“没有必要把性当作最基本的论据，因为生存者有更根本的‘生存追求’，而性只是它的一个方面。”[13]作者举起的“性自由开放”的旗帜并不能将女性真正引向幸福之地。两性若想达到理想的和谐境界还需要另辟蹊径。

注释：

[1]〔法〕西蒙娜·德·波伏娃著. 陶铁柱译. 第二性[M]. 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4. 第2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