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中国现代女性写作，首先映入我们眼帘的是丁玲以及她的《莎菲女士日记》，莎菲这个因患病而陷于严重忧郁的年轻女性，对忠心爱她，对她唯唯诺诺，长相委琐的苇没有兴趣，而对玩弄女性的高手，长相俊美的凌吉士却含有性幻想，渴望征服凌吉士，得到凌吉士。但是当凌吉士真的被她征服，吻了她时候，她又厌恶地推开了他。这是一篇在五四时期引起巨大轰动的小说，其耐人寻味的地方在于赤裸而细腻地表现了女性的性意识――一个为了自身的解放而无视陈规漏俗的癫狂人物。

    但是解放并不能一蹴而就，在莎菲女士的癫狂中，我们分明可以看到礼教的影子，这个影子追随着即使是处于忧郁症状态而陷入癫狂中的莎菲，她渴望得到凌吉士肉体的爱，但是当凌吉士要给她这种爱的时候她退却了，这种退却是礼教给她的，是一种理智的胆怯，她并不能真正地走到爱的癫狂状态中去。

中国文学史上“五四”女作家对爱情的描写是破天荒的，他们对浪漫炽情的热衷也是破天荒的，但是，他们首先追求的是女性社会身份的解放，因而在走向自由的征途上，“五四”女性尚不能接受真正的“情”和“性”。

这种情形在上世纪80年代女性写作中得到了部分改观。王安忆“三恋”中，我们看到女性主人公性意识已经不是那种羞羞答答、欲言还羞的了，她们选择了肉体的快感，因为对肉体的快感的渴望而真正地陷入癫狂之中。上世纪90年代则出现了陈染、王静依、林白、海男等新生代女性作家，这一代女性叙事中，性意识成了隐伏在女性主人公身后的中心，小说试图展现因为性意识的觉醒而觉醒了的女性，性是她们游戏诸神的无往而不胜的秘密武器。在她们的笔下，性成了反抗压抑的手段，成了争取解放的工具。但是她们笔下的性就是人类应当的性吗？一个正常的社会，绝对不会用它的体制性力量来压抑人的正常的性，同时一个正常的性意识中，也不会将性的放纵理解成反抗压抑的手段，性就是性本身――它不是女性自我解放的手段，也不是社会压抑女性的工具。不过，这种“性”显然并未得到王安忆们的认可，至少这种“性”在王安忆小说中是一种毁灭性力量，它带来的是人生灾难。

的确压力并没有解除，意识形态话语并没有在以“性”为武器的癫狂面前土崩瓦解。中国女性写作依然在旧道德的攻击之中。瓦解旧道德不是感官的力量就可以达到的，只有道德可以和道德为敌：这里的问题是当代中国女性写作是否在她们的书写中建立了另一种新的道德，以便和旧道德抗衡。这是中国内地女作家面临的问题。

从这个角度，让我们将目光拉到90年代中期以后出现的一批70年代生作家身上来，他们是魏微、周洁茹、棉棉、卫慧等，在她们的笔下女性的癫狂状态已经不再是反抗压抑的手段，而仅仅是自我放纵、自我接受的产物。90年代的癫狂症候在她们这里获得了文学的表达：嬉皮士（责任重构）、麻药文化（身份重构）、俱乐部制（亚文化重构）、另类方式（少数者重构）、摇滚、感性本位……这些既是癫狂的内容，又是癫狂的产物，进而成了70年代生女作家写作中的核心景观，她们似乎找到了一种存在的空间，找到了适合我们这个时代精神症候的温床（或者说我们构筑了这样一种文化空间）：昏暗的、颓废的、感官的、动摇的、无法自持的空间，在这里人们释放感性（肢体在摇滚节奏中疯狂地独自起舞仿佛不再受到智力的控制），驱逐灵魂（灵魂在酒精的作用下糜醉了睡着了）。癫狂成了70年代生中国女性写作最好的舞台。这一点上新生代作家王静怡的写作可以和她们比较。王静怡在小说《反动》中所展示的是“虽然已经开始腐朽，却如此强大自信的生活。”因而可以说，王静怡小说的核心景象依然是理性的，在王静怡的小说中有这样一段话：“在她的成长过程里，欲望被视成罪恶，压到最低点，她一心只偏激地注重柏拉图式情感的精神，即使在两个个体杰出的那个层面上，她神经质的脑袋里充满的也只有思想，另外，顶多还有一点让她羞于承认的浪漫情调。”从中我们可以注意到，主人公在恋爱的过程中紧紧地提防着自己和对方的身体，她拒斥那种“只要稍不约束，便可随处遭遇的激情”，因而她愿意将恋爱限制在电话里“以控制爱情的盲目性”，防止自己因爱而癫狂。而这一切在70年代生女作家的身上就极为不同。魏微在《一个年龄的性意识》中写道：“我们是女孩子有着少女的不纯洁的心理。表现在性上仍然是激烈的拚命的。我们反而是女人，死了，老实了。”这种情况在卫慧的《像卫慧一样疯狂》中也可以见到，作者在写到手淫时如是说道：“那一刻除了快乐就是快乐，所谓的幸福不也就是对痛苦烦恼的遗忘？”“趁我还年少时的激情，我愿意！”这种对性快感的直接认同在其他场合也比比皆是。但是，很显然，对性的过分张扬实际上和对性的紧张是联系在一起的。过渡炫耀性的自由实际上是性不自由的表现。

与之可以构成对比是那些曾经旅居海外或者在海外定居的女作家，她们的写作构成了几乎完全不同的景观。她们已经完成了女性的道德自赎，方欣在小说中把性称做“原罪的快感”，但是，显然她是把重音放在“快感”上而不是“原罪”上的。也许是远在异国他乡的缘故，从社会身份上说，她们远比国内女作者们自由，《流岛梦影》中伊凡对主人公林晓思有一句这样的评价：你是一个很会对自己负责的女孩，不容易使人产生对你负责的想法。小说主人公在简爱和郝思嘉之间如是选择：“我犹豫着……简爱？一个距离现代世界多么遥远的人物，她甚至是一个爱情至上主义者，如果郝思嘉对现代社会仍有影响力的话，那么简爱呢？女性追随简爱还有没有价值？”当女主人被问及“你能想简爱那样对你所爱的男人忠贞不渝吗？”的时候，她说，“我会的，但是，这要那个男人值得我爱，否则，我会毫不犹豫地离开他的。”的确，小说中的女主人公非常自立的，她们的自立不仅是道德上的特例独行，而且是社会身份上的自我认同，她们敢于面对自我，敢于张扬自我，敢于自我负责。她们身上的精神负荷、传统陈疴要小些。《流岛梦影》中女主人公对这样描述自己，“在强烈的音乐节奏下，我是尽兴的，欲望、金钱溶合于狂妄的扭动中，尘世已经远去了。一切不再重要，只有生命超越的欢愉，肉体的奔放解脱了灵魂的负荷，人在艺术幻造的顶峰中如痴如醉。”

    也因此，小说中的女主人公不是拘泥于性和情的二元对立，而是对爱有更超越的反思。她说“爱宠物是人性失落的表现。因为在同类那里找不到爱，便把人类最珍贵的爱的情操转移给猫狗之类的所谓宠物身上，如果我有这份爱心我情愿献给同类――人，即使是一个仇人，也是值得的。”她说：“雨果《悲惨世界》的主角――冉阿让的例子，一颗本来堕落的灵魂，怎样沐浴了米里哀主教对他的爱而改邪归正，这样的爱才有价值。”当她面对弥留之际的菲度力时，她表现出了超越善恶果报，超越人伦事功的情性：“这是我第一次心甘情愿地吻他，我的眼泪已第一地淌下，我感觉的了他的生命在萎缩，我竭尽我的爱去挽留他，鼓励他，振作他，我要让他强壮起来。”“我全心全意地希望他不要失去，我宁可他能复活过来，如果代价是恢复以前的生活，我愿意再做他的性奴隶。” 当然，女主人公企图用“性”唤醒菲度力，当然是要失败的，性并没有拯救生命的力量，性可以让一个人获得欣慰，但不能让人起死回生，过分地夸张“性”的力量，从另一方面也表现出作者超越性不够。不过这不是方欣一个人的问题，这是整个中国文化的问题，中国文化缺乏宗教精神，缺乏对宇宙大全的信，缺乏万能者的慰籍，中国人只能习惯性地在现世寻找人生方案，把“性”和“情”当作“超越”的道路，也就不是什么不能理解的事情了。

不过，在方欣小说中，我还是看到了某种更为坚固的东西――这是可以作为人生支柱的，但是曾几何时，我们这些在国内的人恰恰是失去了它。小说中的阿志在游历诸国、经历人生变故之后，这样给女主人公写道：“美国好是好，但是外国人的天地，总是觉得局促，我很喜欢上海，去年夏天我去上海考察了一番”，“我相信我弃美赴沪是明智的，那里充满着机会和光明的前程，我想让你分享我的快乐，同时，也希望你能介绍给我一些你的故乡朋友，因为我毕竟人地生疏，需要友谊的支持。”最后他主动地投入到了祖国的怀抱。在这个更坚实的母体中获得了幸福。小说的女主人公也写道：“我确实感到意外，世事的变化谁又能预料呢？二十年前，成千上万的中国人争着出国。在游历了一番’海外天堂’后的今天，将迎接二十一世纪的时候，海外华人愿意弃美赴沪另谋发展，说明中国正在走向富强。”小说充分说明脱离了国家、民族这样的母体，个体的幸福实际上是不可能的，真正的个体幸福一个和她的国家、民族盛衰紧紧地联系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