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儿子的“千家诗”每页上端都有一幅木版画，第一幅是大舜耕田图，画着一个人和一只大象，很吸引子恺的兴趣。他向染坊师傅讨了些颜料，为书上的单色画着色，涂成一只红象，一个蓝人，一片紫地。但颜料涂上去，一直渗透下面好几层。父亲发现了这大片大片的颜色，大发脾气，幸亏母亲钟氏赶来，丰子恺才没有挨打，但他再也不敢在父亲面前作画。子恺9岁时，父亲逝世。他始终不知道儿子会把一生贡献给艺术，成为“五四”运动以后在中国艺坛上极有影响的人物。 
 
　　丰子恺十二、三岁的时候，他的两个同学在私塾里为了交换他的一张画而相打起来。塾师搜查丰子恺的抽屉，把他的画谱拿去丰子恺吓得魂不附体。谁知次日上学，塾师竟翻出画谱中的孔子像，问他道：“你能看着这样子，画一张放大着色的吗？”子恺回答：“能。”回家后，他在大姊的帮助下，用方格子放大的办法，按比例描绘孔子的轮廓，又用颜料上色。这幅鲜明的孔子像后来挂在私塾的堂前，以后每天上学，学生们都要向孔子像鞠躬，小画家的名声也就在全镇传开了。 
 
　　他16岁时，参加崇德县小学会考，县督学徐芮荪亲自披阅试卷，爱丰子恺的文才，以女妻之。 
 
　　1914年丰子恺毕业，成绩为众人之冠。随后考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在这里，他受到中国近代文艺先驱者李叔同的艺术熏陶，从此就开始了他的艺术生涯。 
 
　　1919年他毕业师范学校，与同学往上海合办上海专科师范学校，并任该校美术教师。两年后，子恺向亲友筹借学费，并卖去石门湾下西弄祖宅一栋，赴日本学画。在日本，他深受日本漫画家竹久梦二和？？谷虹儿的影响。归国后，即以漫画抒写古诗意境、儿童生活、社会现实观感，从1924年起陆续发表于报刊，深得广大读者的喜爱、赞赏。 
 
　　1922年，丰子恺在浙江上虞白马湖畔的春晖中学任教。春晖中学以夏丐尊为首，聚集了一群对中国的文艺事业颇有抱负的青年人，其中有朱自清、朱光潜，他们都与丰子恺交往甚密。朋友们常到丰子恺家中欣赏他的画稿，给予热情的鼓励。朱自清后来回忆当时的情景说：“小客厅里，互相垂直的两壁上，排满了那小眼睛似的漫画稿；微风穿过他们间时，几乎可以听出飒飒的声音。”1925年，《文学周报》恰好要用插图，主编郑振铎向丰子恺索画，并给这些冠以“漫画”的题头。从此中国始有“漫画”这名称。所谓“漫画”，在中国实是创格：既有中国画风的萧疏淡远，又不失西洋画法的活泼酣恣。漫画是一时兴到之笔，其妙正在随意挥洒。 
 
　　朱自清是丰子恺漫画的发掘者、评论者，也曾为丰子恺的第一本画册《子恺漫画》作序，为第二本画册《子恺画集》作跋。他说：“一幅幅的漫画如一首首的小诗——带核儿的小诗。就像吃橄榄似的，老觉着那味儿。” 
 
　　早在子恺读师范学校时，李叔同在走遍了艺术的各国领域之后，渐渐产生了脱离尘俗的念头。他出家时，还不到40岁。他取法名演音，号弘一。1928年，丰子恺为预祝弘一法师50岁生日，在上海与法师合作《护生画集》第一集，共50幅，由丰子恺作画，弘一法师写诗，一诗一画对照。后来，在1939年弘一法师60岁时，他完成《护生画集》第二集60幅。这时弘一法师要求丰子恺在他70岁时作《护生画集》第三集，80岁时作第四集……直至100岁作第六集。“缘缘堂”是丰子恺亲自绘图设计的一所中国式建筑，高大、轩敞、明爽，具有朴素深沉之美。在这里，丰氏全家度过了5个寒暑。对丰子恺来说，无论在生活上或创作上，这都可说是黄金时代。大部分时间用于作画或写文章，晚上照例饮酒吟诗。 
 
　　儿童的心态、生活，常是丰子恺漫画的题材，这些画的模特儿大多是他的子女。他疼爱孩子，羡慕他们天真无邪。他认为“人间最富有灵气的是孩子”，孩子才是真正的“人”。从儿童的生活中观察到可爱的意境，他便取作画材。 
 
　　孩子搬凳子“办小人家”，或者脱下自己的小鞋连同妹妹的新鞋穿在凳子的四只脚上，或者扮作新郎新娘，或者拿着两把薄扇凑在胯下当自行车骑，这些对丰子恺来说都是极好的画材。 
 
　　丰子恺越是热爱儿童的无真无邪，就越是痛感人间的不平等和穷孩子的不幸。因此，他所画的儿童相实际上也包括了社会相。他说：“在这社会里，穷的大人苦了，自己能知道其苦，因而能设法免除其苦。穷的小孩苦了，自己还不知道，一味茫然地追求生的欢喜，这才是天下之至惨！” 
 
　　他描写社会的画，题材是多种多样的。有以周围环境中的人物为模特儿的，而大部分却是以民间生活、都市生活中的见闻、感想为题材的。 
 
　　从1925年到1937年抗战开始，丰子恺结集出版的画集、随笔、艺术理论和翻译作品，为数甚多，而且拥有广大的读者。他翻译许多介绍西洋音乐的书，这一启蒙工作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无论是他的音乐著作或美术著作，在当时对“五四”以来的新文化运动都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多年来，日本军国主义者明目张胆侵略中国。1936年6月，“中国文艺家协会”宣布成立，并发表宣言。参加的人有丰子恺、朱自清、叶圣陶等110人。 
 
　　10月，作家巴金、林语堂、鲁迅、丰子恺等共21人，又发表了“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宣言”指出：“在文学上，我们不强求其相同，但在抗日救国上，我们应团结一至以求行动之更有力。” 
 
　　接着，1937年芦沟桥事变。面对暴寇的侵略行径，丰子恺满腔愤懑，决定用自己的画笔来宣传抗日。他准备把日本侵华的无数事件用笔画出，编成一册，以最廉的售价广销各地，使略识文字的中国人都能了解，使未受教育的文盲也能看懂。不久，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在金山卫登陆后，到处狂轰滥炸。11月6日，两架日机飞到石门湾上空，投下了12枚炸弹。其中一枚落在缘缘堂门口五六丈处。当天傍晚，石门湾逃避一空。丰子恺的妹夫立即从南沈滨摇一只船出来，邀丰子恺一家老幼10人下乡暂避一时。从此，他开始了8年动乱的逃难生活。 
 
　　他说：“我虽未能真的投笔从戎，但我相信以笔代枪，凭我五寸不烂之笔，努力从事文化宣传，可使民众加深对暴寇之痛恨。”有一天，丰子恺在武昌乡间看见田野中有一棵大树，被人砍伐了大半，只剩下一根主干。这时正值春天，那主干上怒抽枝条，竟也长得枝叶茂盛。其中有的新枝条甚至超过其他大树的顶，仿佛是在为被砍去的“同根枝”争气复仇。他后来提笔把这情景画出来，象征中华民族，并题上自己所作的一首诗：“大树被斩伐，生机并不绝。春来怒抽条，气象何蓬勃！” 
 
　　1938年春，丰子恺在汉口得到缘缘堂被毁的消息，这对他来说是巨大的打击。这时候，恰好桂林师范的校长唐现之来信聘请丰子恺去该校任教。丰子恺于是带着全家迁往桂林。后来，他又转往广西宜山江大学任教，并随校迁到贵州遵义。1942年，他搬到重庆郊区的沙坪坝，任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教授。沙坪小屋建成后，丰子恺便辞去教职，从此专为卖画写作为生。 
 
　　抗战胜利次年，丰子恺搭轮船由长江而下，到南京改搭火车。丰子恺踏上阔别十年的上海时，说：“我从京沪火车跨到月台上的时候，第一脚特别踏着重些，好比同它握手。” 
 
　　他去故乡石门湾凭吊。这个船舶麇集、商贾辐辏的热闹城镇，如今已经面目全非了。胜利还乡的满怀喜悦心情终于渐渐地消失殆尽，他对当时的社会十分不满，深恶痛绝。他引用古人“恶岁诗人无好语”的话，声称自己“现在正是恶岁画家”，但又觉得这种触目惊心的画不宜多画，希望自己的笔“从人生转向自然”。1949年大陆解放，丰子恺52岁了。此后他专事著译。他在68岁时，完成《护生画集》第五集。69岁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那时他住在止海。大字报，逼供信，抄家，关“牛棚”，紧缩住房，下乡劳动，写不尽的检讨交代，批斗，挂牌，游街，克扣工资，丰子恺备受种种精神上的侮辱和肉体上的摧残。但他横下一条心，把坐“牛棚”看作参禅，把批斗看作演戏。夜晚过黄浦江去游斗，他说是“浦江夜游”；在“牛棚”中被叫去训话，他好像是去上一回厕所，回到“牛棚”照旧与画师门谈笑风生，或偷偷地作诗填词。到上海南郊劳动，冷天睡在铺稻草的泥地上，屋顶隙缝中飘下来的雪积在他枕边，70多岁的老人早上还得亲自到河埠打水洗脸，但他风趣地说：“地当床，天当被，还有一河浜洗脸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回到家里，不管白天发生过天大的事，也只是轻描淡写地叙述一遍，有时甚至避而不谈，只要一斤黄酒入肚，仍是吟诗诵词，谈笑自若。 
 
　　然而，热爱这位老画家的作品的人，却时刻惴惴不安地关心着他的行踪、境况。当老画家奉命爬上竹梯去贴批判自己的“大批判专栏”时，围观的路人中有不少人暗自替这位老人担心。丰子恺虽然被批成“反革命黑画家”，实际上群众心底里对他更加增添了仰慕之情。 
 
　　1974年“四人帮”借批大儒为名，炮制所谓“黑画展”，丰子恺自然也不能幸免。《满山红叶女郎樵》这幅画原是画中国近代文学家苏曼殊的诗句，但画中有三片红叶落下，这不成了影射三面红旗落地吗？ 
 
　　做子女的为了关心父亲的安全，一次次地劝他以后留意些。丰子恺却还是我行我素。他给儿子新枚的信中写道：“……我的画都是毒草……然而世间有一种人视毒草为香花，世袭珍藏。对此种人，我还是乐意画给他们珍藏。古人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画亦如此。” 
 
　　1974年夏天，丰子恺右手手指开始麻木，次年8月右手臂也逐渐不能动弹，这对辛勤笔耕了半个世纪以上的丰子恺来说，简直是极大的灾难。9月15日，一代艺术家丰子恺安详地阖上双眼，享年77岁。他没见到“四人帮”垮台，就在噩梦中与世长辞了。 
 
　　不，他没有在梦中逝去。他醒了！1976年10月的鞭炮声把他唤醒了！这位艺术家一生的辛勤播种重新受到滋润和灌溉，在中国各地甚至海外发芽开花。作品就是他的生命，就是他的一切！他与读者同在。人们永远不会忘记他。正如他的老友叶圣陶在悼诗中所说：“潇洒风神永忆渠！”